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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

科幻小说来源于20世纪初的技术现代性，科幻叙述体现了现代性的四种意识形态立场：新耶路撒冷、阿卡迪亚、美丽新世界和苍蝇之地。在后现代背景下，科幻想象又产生了杂交混合的新的意识形态立场，即垃圾城、午后文化和寂静地球。从现代向后现代转变的标志之一是对政治和社会变革丧失信心，而生态末日主导观念的变化说明我们与未来关系的范式发生了变化。

科幻以星际旅行和太空殖民的隐喻表现日渐加剧的物质和生态危机，但科幻中的生态末日想象也具有启示和改变的积极作用，末日批判蕴含乌托邦潜能。

《绿色行星：生态与科幻》论文集收录多篇学术论文，以生态批评方式介入科幻， 借科幻思考我们面对的生态未来，探讨生态科学、环保主义政治和科幻小说的关系。

值此相逢之际， 彼此同识对立。 我来自阿卡迪亚，他来自乌托邦。 他鄙视我宝瓶之腹， 我惊诧他天蝎大嘴。 他恨我不去打扫厕所，而我 宁愿他移民他星。

——W.H.奥登，《晚祷》（节选自《祷告时间》）

塞缪尔·R.德拉尼借用奥登的分类，描述现代性中的两种意识形态立场，每一种立场要么携带正电荷，要么携带负电荷。你可以想象自己是奇妙新耶路撒冷的居民，一个“超级技术之城，那里一切洁净，科学一劳永逸解决了所有问题”。抑或你是阿卡迪亚的死忠粉，“在那桃源仙境，人人都吃天然食品，只有单人一小时就能修复的小型机器才允许进入。阿卡迪亚全境和风细雨，鸟鸣喈喈，流水淙淙”。两种立场均暗含其黑暗的对立面。好城的反面是坏城，一个美丽新世界，那里法西斯官僚粉碎了人们的灵魂，机器代替了工作与爱情，烟雾遮蔽了群星；伊甸园式田园仙境的反面则是苍蝇之地，怀恋农耕岁月的幻想走向逆进步，重返历史噩梦：洪水、战争、饥荒、疾病、迷信、强奸、谋杀、死亡。[1,2]

这种站队塑造我们的政治和审美判断。德拉尼说：秉性倾向于新耶路撒冷的人，会把每一个阿卡迪亚都视为苍蝇之地，而向往阿卡迪亚的人，在城市每条街道和每个闪亮的新玩意儿上都会看见美丽新世界的萌芽。原本纯属空间性的一件事（你更喜欢住在哪种地方），因此也成为时间性和政治性的投射（我们在为自己创造怎样的世界）。

德拉尼的四个类别隐含推测，即我们在建设哪一种未来，当那一天真的到来，我们的生活又将如何。在这方面，德拉尼的模式体现了“兴奋与恐惧”、乌托邦与启示录的辩证法，与马歇尔·伯曼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中定义现代性的方式如出一辙：“现代化就是置身于这样一种环境，它许诺我们以冒险、力量、快乐、成长、自身与世界的转变——同时又威胁要毁灭我们所拥有的、所知的和所有的一切。”[3]

虽然伯曼的著作几乎没有注意到科幻的出现，但他把现代性描写为乌托邦和启示录一体两面的刀刃，实质上可以简洁概括任何已有的科幻叙述。而且毋庸置疑，科幻是一种显见的文化文类，与文学和艺术上的现代主义一样，也诞生于20世纪初的技术现代性。它充满《惊奇故事》创始人雨果·根斯巴克那种欣喜若狂的技术乐观主义期待，也伴随着数不尽的灾祸、不折不扣的世界末日，以至于埃弗雷特和理查德·F.布雷勒在他们列出的本时期海量的科幻索引中，把它们归入一个让人浮想联翩的分类：“大事不妙”。[4]

当然，科幻持续发展（以及持久流行）进入当下，或许可以看作最初的现代性工程留下的最后的、至关重要的遗迹。从炫目的城市建筑景观和地外殖民地到超级武器失控和灾难性气候变化，从马里内蒂对发展与技术的崇拜急转为卡夫卡对这种现代性工程的持久怀疑，科幻把“创新”这一令人敬畏的指令拓展到时空之极限。

德拉尼认为，城市与乡村、乌托邦与启示录之间的辩证关系在科幻中大行其道，产生了我们的新耶路撒冷、阿卡迪亚、美丽新世界和苍蝇之地。因此，威尔斯的《时间机器》（1895年）中埃洛伊人的阿卡迪亚田园生活，被发现是以莫洛克人的美丽新世界为真实的物质基础，就像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1932年）为了自身的延续要保护一个阿卡迪亚“居留地”作为内部的安全阀。

在《1984》（1949年）中，阿卡迪亚避难所早已遭到极权主义的破坏，被隐藏在花树中间的隐形麦克风摧毁。在许多冷战期间和之后的核末日后的小说和僵尸小说中，一个无望而悲惨的苍蝇之地被想象为唯一可能替代美国式消费资本主义和国家安全状态的新耶路撒冷/美丽新世界。

在《超世纪谍杀案》（1973年）、《宇宙静悄悄》(1972年)和其他数十部20 世纪70年代及其之后的环境灾难叙事中，我们发现资本主义令人绝望地向着最后的苍蝇之地猛冲，这是在有限的地球上坚持无休止地创新和发展的必然结果。欧内斯特·卡伦巴赫影响深远的《生态乌托邦》（1975年）明确宣告，一个新耶路撒冷可能就是一个阿卡迪亚，想象在那个危机时刻，太平洋西北部脱离美国——后者集法西斯主义美丽新世界和饥馑荐臻的苍蝇之地为一体，正在迅速崩溃。

即便在《机器人总动员》这样的儿童电影中，塑料垃圾和生活垃圾构成的那个未来的荒凉美丽新世界，也依然可以恢复为一个阿卡迪亚，只要我们的机器人足够聪明、比我们更热爱自然。

德拉尼说，只有在后现代，新的意识形态才能在前四种意识形态的裂缝中产生。其中首先出现的是垃圾城——慢动作崩溃、功能失调的新耶路撒冷。在那里，发光的建筑物尖顶已经很久没有清洁，加油站没有油，一切都不复如初。垃圾城积极的一面是混乱城市即兴重组的狂欢构想， 借用德拉尼的例子，“在吉布森《强尼的记忆》中，低技术帮生活在夜城上面的穹顶上”，又或者就像今日底特律废墟上的修理店；另一个杂交立场是乡村废墟——被城市和工厂废水污染的乡村， 我们甚至不需要借助科幻就可以想象。悲哀的是，我们的真实世界不乏这样的地方。而乡村废墟的另一面，它的正电荷，则是出人意料、超凡绝伦的颓废之美，德拉尼称之为午后文化——就像落日余晖穿透烟雾，闪耀在防冻剂上。[5]

此外，德拉尼所谓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转变，因为强调注定的必然性而呈现一种政治——历史中介的丧失。我们可以看到，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1962年）以科幻小说式的明日寓言开始，讲述一个阿卡迪亚小镇，它“在美国中部，那里万物与环境融洽和谐”，但化学毒剂的使用慢慢杀死了那片地域所有的生物，破坏、毁灭了它。“不是巫术，也不是什么敌对行为阻碍了新生命的诞生，使得这个病怏怏的世界沉默不语，不过是人们自作自受罢了。”因此，当我们在终极灾难之前读着《寂静的春天》，也许还有机会做出改变。[6]

同理，在主导冷战期间未来想象的核末日中，本着紧急时刻及时叫停的精神，机构总是被保留下来。生活在当下，而不是焦土遍野的核污染未来，我们可以选择不去造最后一枚核弹，不去按发射键。苏斯博士的《罗拉克斯》（1971年）以令人难以释怀的“除非”结尾，在最悲观的预言中依然保有希望，假定政治及其革命依然可能，假定我们或许还是可以共同选择留下一个好一点的世界。

在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看来，对可能的政治和社会变革丧失信心——丧失未来，即弗朗西斯·福山著名的论断“历史的终结”[7]——也是现代向后现代转变的标志。詹姆逊那部著名的、经常被错误引用的《时间的种子》这样写道：“我们今天似乎更容易想象地球与自然彻底恶化，却无法想象晚期资本主义的崩溃。”[8] 置身现代，我们相信真正的变化是可能发生的；而置身后现代，我们却相信这不可能。 从现代到后现代，关于生态末日主导观念的变化，反映了我们与未来关系的范式的变化。20世纪初科幻中的超级武器，以及它们在核弹中的现实化，预示着未来任何时刻不可预见的爆炸将毁灭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把地球变成核辐射的灰烬。因此，在很多那时期的“左”派科幻中，当下迫切的需要是反对更多核弹、更多战争。

但是，《绿色行星》撰稿人蒂莫西·莫顿已经指出，气候变化的时间性，我们后现代时刻特有的地球大灾难，是迥异于此的：“全球变热就像一个非常缓慢、慢得没人注意的核爆炸……这正是可怕之处：如同我儿时的噩梦，早在我出生以前就已然成真。”[9]在不幸的人类世地质年代——科学家们用这个名词指称人类活动开始在地质记录上可以辨识的时刻，一个外星人或未来的蟑螂智人可以通过研究冰芯和树木年轮看到人类存在痕迹的时刻[10] ——气候一直都在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当下全球气候的变化，是一代代人不断累积的碳排放导致的结果，这些人离世很久之后问题才暴露出来；而且在自由无限制的碳排放开放背景下建立并 发展起来的能源、生产和分配的巨大网络，还在继续进行碳排放。当代文明毫无疑问必须依靠这些网络，如果没有化石燃料，我们就无法复制文明。正如本杰明·昆克机智的表述：“这个噩梦，貌似好的噩梦，有种难以逃脱的荒谬性：我们要么耗尽石油，要么不会。”[11] 或者说，要么我们到达石油峰值，全世界经受动荡失控，向后廉价石油经济时代转换；要么我们还剩下充足的石油，可以继续用过 量的碳排放永久地破坏地球气候。

—— 未完待续 ——

参考文献

[1]SAMUELRDELANY.OnTritonandOtherMatters[J/OL].ScienceFictionStudies，1990，17（3）.http://www.depauw.edu/sfs/interviews/ delany52interview.htm.
[2]SAMUELRDELANY.CriticalMethods/SpeculativeFiction[J].TheJewel-HingedJaw：NotesontheLanguageofScienceFiction，1977：119-131.
[3]MARSHALLBERMAN.AllThatIsSolidMeltsintoAir：TheExperienceofModernity[M].NewYork：PenguinBooks，1988：13.
[4]EVERETTBLEILER，RICHARDBLEILER.Science-Fiction：TheGernsbackYears[M].Kent，OH：KentStateUniversityPress，1998：xv.
[5]SAMUELRDELANY.Triton[M].NewYork，BantamBooks，1976.
[6]RACHELCARSON.SilentSpring[M].NewYork：HoughtonMifflin，2002：2-3.
[7]FRANCISFUKUYAMA.TheEndofHistory?[M].NationalInterest，1989，16：3-18.
[8]FREDRICJAMESON.TheSeedsofTime[M].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94：xii.
[9]TIMOTHYMORTON，KATHYRUDY，thePolygraphCollective.OnEcology：ARoundtableDiscussionwithTimothyMortonandKathy Rudy[J].Polygraph，2010，22：234.
[10]PAULJCRUTZEN.GeologyofMankind[J].Nature，2002，415：23.
[11]BENJAMINKUNKEL.ThePoliticsofFear，PartII：HowManyofUs?[J/OL].n+1，2008，18.http://nplusonemag.com/politics-fear-part- ii-how-many-us.
[12]JOSSWHEDON.Firefly[Z].Fox，2002.

作者简介
杰瑞·卡纳万，马奎特大学海伦·韦·克林勒文理学院英语系助理教授，研究方向是科幻、文学与大众文化、批 评理论、跨国美国研究、生态人文等。著有《奥克塔维娅·E.巴特勒》（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2016年），与埃里 克·卡尔·林克合编《剑桥美国科幻指南》（剑桥大学出版社，2015年），与金·斯坦利·罗宾逊合编《绿色行星：生 态与科幻》（卫斯理大学出版社，2014年），2014年以来担任《外推法》和《科幻电影与电视》杂志编辑。

译者简介
张懿红，兰州城市学院文史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中国现当代文学，科幻小说。
燕永哲，就读于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学部英语学院英语专业，现为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语言与艺术学院交换生。

本文转载自《科普创作》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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