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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记得去年我们在北京开第六次科学文化讨论会时，有一天晚上大家热烈讨论的那个主题吗?——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有效的判据，来判断今天的科学是否已经发展得太快了?或者说，科学发展从什么时候开始由“适度”变成了“太快”?当然，那天晚上我们未能找到这样的判据，但是无论如何，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真没想到，在本书中，我竟发现了一个可以说是和上述问题平行的思路。波斯曼将人类文化分成三种类型：

一、“工具使用文化”，持续时间是从古代到中世纪，在他心目中，这种文化似乎最令人满意。二、“技术统治文化”，大致从16世纪开始，一直持续到如今，这种文化已经不太好，但还勉强可以接受。而到了“技术垄断文化”，则使他痛心疾首深恶痛绝了。在波斯曼写这本《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的1992年，他认为世界上只有美国一个国家进入了“技术垄断文化”。但是经过15年之后，我想这样的判断肯定需要修正了，因为今天早已经有更多的国家进入了这种文化。

我们大致上可以这样对应：“工具使用文化”对应于科学发展的“缓慢”时期；“技术统治文化”对应于科学发展从“缓慢”经过“适度”然后开始走向“大快”；“技术垄断文化”自然就对应于科学发展“太快”的阶段了。

我们曾在这个栏目中，谈过波斯曼的另一本书，即《娱乐至死》 (书中将作者译为波兹曼)。其实，《娱乐至死》，加上我们现在谈的这本《技术垄断》，以及另外一本《童年的消逝》，成为其著名的“三部曲”。他本是著名的传播学学者，但其“传播学研究”中，却在相当的程度上，把科学与技术的问题与传播问题联系起来。他从传播学的特定视角，对于科学和技术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给出了很有见地的讨论，而且，这种讨论与我们科学文化领域中的有关讨论在有所区别的同时，又显然有着密切的相关性，也带来极大的启发。可以说，我们正是在这样一位有影响的传播学学者那里，看到其对于科学和技术问题的有益探讨。

在这本《技术垄断》中，依然一样，不过，与《娱乐至死》相比，本书似乎要更接近于科学文化研究的主题——尽管其中许多事例还是与传播问题关系密切。

而恰恰就是这样一部书，让你想起了我们曾讨论和争论的问题。至少，从波斯曼的字里行间，我们确实能够感觉到，他是认为在今天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是有些过快了。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对于一个传播学者这样的观点，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呢?

□说实话，在接触波斯曼的媒介批判思想前，我虽然早已不看电视，不看网上新闻，但并未深入思考过这方面的问题，更未曾将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现代传播的意义联系起来考虑(至于现代传播使用科学技术手段这类表面上的联系，在这里并无意义)。但是“条条大路通罗马”，无论从传播学，还是从科学文化、科学哲学、科学史，思考到深处，都会殊途同归，到达“科学技术是否发展得太快了”这个问题前。因为这个问题是涉及到某种终极的价值判断的。

所以，当我看到波斯曼在一条平行的道路上，并且也走向我们正在寻找的目标时，我立刻产生了兴奋、欣慰和亲切的感觉——我想这应该就是古人所说的“吾道不孤”之感吧。

是的，你说的问题，恰恰就是所谓的各种表面上有所不同的领域和主题的研究完全是可以殊途同归的。而且，恐怕只是像波斯曼这样的大家，才真正有可能做到这点。相反，更多的学者们，却囿于自己狭窄的专业领域而无法突破自身。就仍以传播学研究为例吧。在我们所谈的波斯曼这本书所在的丛书的总序中，就提到了他属于继经验学派、批判学派之后的第三学派，即媒介环境学派。尽管对于这个第三学派我们现在还接触不多，但在我直接间接的接触中，却感觉到，国内一些研究传播学的人，还只停留在经验学派的阶段，只关心那种传播形式、效果和机制的东西，而对传播的内容则少有关心。至于像波斯曼这样，能跳出原有的问题，独辟蹊径地思考技术手段对于传播内容的实质性影响，进而对于科学和技术问题本身又有独立的认识，这就充分显示出他的与众不同。

但我们在意识到了他的独特性之后，是否真的能够接受他那些在我们这里确实显得有些惊世骇俗的观点呢?

□我是完全能够接受的。事实上，我认为他已经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力的批判者之一。他的这些观点表面看起来似乎惊世骇俗，其实稍加思考就会发现并不是难以接受的。我们之所以会感到惊世骇俗，主要是因为先前从未在他的思路方向上思考过。

例如，我们一直认为，我们获得的信息越多，我们工作就会越有效，生活就会越美好，所以我们热烈讴歌“信息社会”。可是波斯曼却从反面来看这件事：他认为信息泛滥是一种灾祸，人类文化的健康要求抵御信息泛滥，法庭、学校和家庭，曾是控制信息的三个机制，可惜，如今至少后面两个已经开始崩溃了，而“抵御信息泛滥的防御机制崩溃之后，社会遭遇的后果就是技术垄断”。他表明，如今现代媒体向我们提供的所谓信息中，绝大部分都是对于我们当下生活毫无意义的垃圾。

他20多年前的思想，到今天依旧完全适用。例如，最近的“艳照门”，所谓的“信息”不啻铺天盖地，可是这些信息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会因此而去采取什么行动吗?其实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我们什么也不做，我们只是“知道”而已。所有这些“信息”，都是媒体塞给我们的，它们对于我们当下的生活毫无意义。

以“艳照门”为例，许多受众也许未必同意你的结论，他们会说这些信息正是他们想要的，是有意义的，甚至要主动去网上搜寻。所以更确切的说法也许是：许多充斥于媒体的信息对于当下生活的意义，其实是被建构出来的，只不过绝大多数受众并没有意识到这样一种“阴谋”而已。

这恰恰说明了，真正有意义的学术研究，更多地表现在那种与众不同的、具有批判性的反思之中。波斯曼学说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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