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普作家网 China Science Writers Association

2023年10月26日，由中国科普研究所、中国科普作家协会指导，中国科幻研究中心、中国科协科影融合办公室共同主办的“中国科幻讲坛”第五期活动在线上举办。本次讲坛主题为：中国科幻电影创作的来路与去处——文学赋能、产业路径与人类想象。活动由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姚利芬主持，本次活动的圆桌论坛环节邀请中国电影家协会科幻电影工委会会长、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教授王红卫，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朱靖江，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新媒体文艺评论委员会委员徐海龙担任圆桌论坛嘉宾，由大连理工大学文学伦理学研究所成员、中国科幻研究中心“起航学者”韩贵东担任圆桌论坛主持人。各位嘉宾拥有不同的学科背景，以各自独特的视角分享了他们对科幻电影创作的见解和经验。这些不同观念之间的碰撞，呈现了一场精彩纷呈的知识盛宴。

一、中国科幻电影的来路——多元视角下的发展

圆桌论坛的开始，主持人韩贵东以中国科幻电影的发展历史为切入点，他认为，从1925年汪优游和徐卓呆执导的科幻片《隐身衣》，到1938年杨小仲执导的《六十年后上海滩》，再到1987年黄建新导演的《错位》，以及2019年至今的《流浪地球》《被光抓走的人》《宇宙探索编辑部》等作品，可以说中国科幻电影的创作正在迎来崭新的时代。

王红卫教授提到，他从小就酷爱科幻，在学习电影和从事电影创制工作的过程中，他一直关心和关注科幻电影。作为近年来中国科幻电影发展的亲历者，他参与了《流浪地球》系列、《被光抓走的人》《宇宙探索编辑部》《疯狂的外星人》等多部作品的创作过程。他从一个科幻电影从业者的角度出发，分享了对于中国科幻电影发展之路的看法。

首先，王红卫教授分享了他亲历的《疯狂的外星人》的改编过程。这部作品是基于刘慈欣的小说《乡村教师》改编而来，改编工作始于2010年左右，整个过程充满了巨大挑战。王红卫教授提到，在改编过程中遇到了一个重要难题，即观众是否能在硬科幻的太空、外星人语境中认可黄种人的面孔、中国人的形象。他表示，这是一个非常难突破的壁垒，而这个壁垒实际上不是由观众是否爱国或是否是科幻迷所决定，它可能更多地建立在观众的观影潜意识中，涉及到他们对已有形象的固有观念。在科幻电影改编这一高假定性的语境中，观众是否能认可和接受，成为了问题的关键。电影作为一种媒介，需要第一时间传递出共鸣，让观众相信，这样故事才能继续推进。因此，《乡村教师》在改编过程中如何进行情节设定，赢得观众和市场的认可，在本土科幻领域，这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在参与改编电影《疯狂的外星人》期间，王红卫教授进入了《流浪地球》团队，这部电影决心打造成一部标准的硬科幻灾难片。这种决心的背后，不仅因为导演郭帆是一位科幻迷，而且也因为他是新一代导演中相对少见的拥有理工气质，对技术有深刻了解，拥有系统观念的导演。王红卫教授认为，《流浪地球》影视化改编的成功，除了导演和团队的合理搭建，还有一个微妙但重要的原因是，在21世纪10年代中期，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时好莱坞的科幻电影也经历了一次转型，之前《乡村教师》改编过程中出现的壁垒好像被莫名地突破了。中国观众在这一时期更愿意相信宏大叙事，这与我们国家的国力增强、太空探索和载人航天等国家成就的突破有关，当大众切实感受到、看到载人航天等国家成就时，导演在电影中呈现一个中国航天员角色，就变得更容易被观众相信、认可。

总的来说，王红卫教授认为，中国科幻电影出现的热潮是水到渠成的产物，中国科幻的发展与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及世界局势的变化密切相关。

作为人类学方面的学者，朱靖江教授也从自己的学科背景出发，分享了自己对科幻电影的看法以及进行科幻电影创作的实践经历。他首先分享了自己学生时代曾经历过的科幻电影创作的故事，他当年在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学习的时候，虽然那时候条件比较简陋，也缺乏经费和设备去拍一些高级影片，但那时候大家都在积极尝试，他当年曾经完成过一个小作业，主题就是基于科幻。

朱靖江教授认为，科幻电影有更广泛的内涵，不仅仅局限于探讨宇宙、航天、外星人等“第三类接触”主题，实际上我们还可以更复杂地把它与我们的社会现实相结合，通过展现所谓的科学幻想元素来探讨某种社会问题，建构一定的社会文化表达。科幻小说和科幻电影提供了一种反思的视角，不仅仅强调科学的成就，同时也通过一种更具有人文主义的、人本主义的价值观，结合一些对于未来社会的想象、对于未来科技发展的可能性，来探讨人类和科技之间的关系。例如，《黑客帝国》《阿凡达》等科幻电影不仅探讨了科技发展下新生活的可能性，还反思了科技发展背景下人性面临的新挑战，社会面临的新困境以及人和科技之间存在的一种新的博弈的可能性。朱靖江教授认为，这正是科幻电影一个特别重要的特征。

他还谈到了对电影《宇宙探索编辑部》的看法。这部电影不是一部硬核的科幻电影，更多的还是在探讨人的关系问题以及我们如何去面对好奇心的问题。朱靖江教授强调，科幻电影和科幻小说它们最终要呈现的核心价值是人的价值问题，人类作为一种集体，如何在一种新的变迁中彰显人性、解决问题、应对挑战，这是对科幻小说和科幻电影的一种新的可能性的探讨。

徐海龙教授从科幻读者和观众的视角出发，详细阐述自己关于科幻电影发展史的观点，同时结合自己的学科背景，从文学和文化产业的角度对科幻电影发展过程的一些现象进行解读。

徐海龙教授提到，从最早之前看的《霹雳贝贝》《合成人》一类的作品，到现在中国电影中“硬科幻”和“软科幻”的各种类型电影，中国科幻电影经历了一个演进过程。中国科幻电影从最初的提供奇幻视觉享受到以科幻的方式探讨哲学问题，以及如今呈现出更具国际视野、家国情怀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观。这个演进过程中，文学的价值变得更加丰富和宏大。

而对于之前王红卫教授分享的观众对科幻的兴趣突然提高的现象，徐海龙教授认为，这与短视频和各种直播平台上涌现出大量泛知识类博主有关。这些博主在不同平台进行多样化的科普，与以往的科普方式相比，这类科普更富有个性地去讲述各类知识。这类科普不仅在无形中使科幻知识和科幻精神变得更加普及，而且培养和吸引了更多的科幻电影观众。

二、科幻文学与科幻电影创作的关系

近年来，中国科幻电影的创作与发展进入了明显的“加速跑”轨道，涌现出许多与科学影视近亲结缘的杰出代表作，如《流浪地球》和《三体》。这也引发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科幻文学和传统文学影视改编有哪些异同之处，从科幻小说到科幻影视改编的侧重点该放在哪里，哪类科幻文学更具有改变的潜质。针对这一系列问题，嘉宾们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王红卫教授认为，对比科幻文学作品和其他文学作品在影视改编中的异同点是一个有趣且引人深思的问题。他认为，大多数影视工作者通常都对非科幻文学的改编拥有丰富的经验和成熟的方法论。而科幻文学具有广泛的世界观设定和具体的科幻点设定，改编科幻小说的关键在于构建和展现这些世界观、科幻元素，以更好地传达主题和引发观众思考。在传统文学改编的过程中，一开始，人们主要关注的是小说人物和主题，例如《活着》《霸王别姬》等作品强调小说中的角色和主题。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发展，人们开始更加注重情节，因为情节常常决定着电影的类型，这一转变无疑带来了更多挑战，使我们进入了一个文学改编式微、原创类型片剧本比较兴旺的一个时代。

科幻小说的改编与其他文学改编相比，特殊的地方在于设定和世界观，最大的设定是世界观，再往下一层一层是科幻点的设定、人物的设定等。在科幻小说改编当中，“设定”成为一个绕不过去的点，如果我们试图避开这个设定而只关注人物和主题，这种做法可能会显得有一点虚妄。王红卫教授认为“不管是不是科幻，作品还是应当表达人性、表达人文”的这类观点可能已经变得陈旧，不一定有助于中国科幻的发展。基于此，王红卫教授提出，从科幻小说到科幻影视的改编，第一步应当关注科幻点和设定。如果创作者依然希望传达更具有人文价值的思考，如角色性格、命运，以及更宏大的人类问题，甚至终极命题等，也不应脱离原著设定所带来的可能性。充分利用独特的科幻设定以更好地承载创作者想表达的深刻主题，是科幻小说改编的核心要点。

朱靖江教授认为，在科幻电影领域有多种不同的科幻类型，硬科幻电影如《流浪地球》，它建立在未来时空和先进科技的背景基础上，其中包含我们可以通过技术的发展来推动大型的宇宙旅行的设定；软科幻电影如《宇宙探索编辑部》，似乎没有呈现特别超越现实的场景或科学内容。由此，在表述科幻小说和电影改编时，我们需要首先考虑作为科幻作品的形式，它究竟是完全架空的，如《星球大战》那般具备强烈的硬核科幻风格；还是以科幻作为隐喻，用科幻表达具有现实主义观念的角色和故事。因此，朱靖江教授认为，一方面，对于不同类型的科幻电影不能一概而论；另一方面，科幻电影确实应该具有一定的超现实主义元素，以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与现实生活的差异。这种差异性可能在技术上、外太空文明接触、新技术或未来科技展望等方面得以体现。基于此，朱靖江教授提出，科幻文学的改编具有多样性，在改编的过程中需要构建一个自洽的叙事系统。同时，朱靖江教授还认为，科幻电影对于视听语言的要求比普遍意义上的常规电影更高，这可能需要导演具备更丰富的素养。

徐海龙教授提到，在科幻电影中，他更喜欢看到一个完整的虚构世界的设定，这个世界应该包括各种超现实的生命体。首先要建立生命体的设定，才能进一步创作地球人与这些生命体之间的关系。

改编过程中的另一个关键要素是交流方式，这种方式需要具有创新性又比较具体的描述。徐海龙教授以电影《降临》的成功改编为例，这部电影改编自小说《你一生的故事》，在这部小说的描写中，外星人与地球人之间的交流方式具有详细而可视化的设计，外星人与地球人接触时的场景也得到了精心设计。从生命体、交流方式和场景等多个方面来看，这部小说提供了许多可能性，使其更适合改编成科幻电影。同时，徐海龙教授认为观看科幻电影应该能够引发观众对人类自身的思考，《降临》中尽管外星生命体充满科幻想象力，但真正感动人心的是女主人公通过与外星人的交流，依靠完整的语言系统，进行了反省和救赎的剧情。因此，徐海龙教授认为，如果一部科幻小说能够对生命体进行设定并畅想独特的不同文明的交流方式，以反思人类自身，观察角色内心世界，那么这样的科幻电影才能不仅仅是作为奇观的展示，而是能使观众拥有更切身的体会和感动。

三、AIGC时代的科幻电影探究

时至今日，技术对于科幻电影的介入也拥有了飞速的发展。圆桌论坛第三个议题是：今天我们已经进入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时代，该如何看待技术发展对中国科幻电影创作的影响，在对传统电影行业产生冲击的同时，技术能否成为科幻导演创作的一大助力。

针对这一议题，王红卫教授详细介绍了对AIGC发展的看法，并分析了可能造成的影响。王红卫教授认为，AIGC的发展必然会对各行业带来冲击，特别是对影视行业的冲击可能会让人们感到担忧，因为影视行业从创意到制作需要经历一系列步骤，才能从无到有地创作出一部电影，而AIGC可以用一种非常简易的快捷方式来完成创作，这让我们开始担忧。关于AIGC带来的冲击性，我们一直在揣测和研究，每个发展阶段下影视行业内对此话题的讨论也不尽相同。有些岗位可能会被AIGC取代，如果一个人在影视产业链中从事这些岗位，那么他需要考虑是否应当调整，或者如何在行业中保持竞争力。同时，AIGC的发展可能为那些喜欢投机的人提供了机遇，但也可能导致一些尚未产业化的技术被淘汰，所以行业人士需要对技术保持敏锐性。目前来说，AIGC的发展不会取代创作者和人类的创意以及选择能力，如果AIGC开始主导创意和选择，那将是一个新的纪元，而不仅仅是一个新时代。但是目前，人类仍然是创意和选择的主导者。此外，王红卫教授认为，AIGC可能在未来会取代广告导演，而可能较难替代艺术片导演，因为通常来说，艺术片对于创作者的创造性和创意能力要求更高，这使他们更难被替代，这可能是一个比较乐观的前景。

朱靖江教授则回忆起最初受到电影技术的震撼，是在观看《阿甘正传》时，好莱坞电影的数字影像技术将这些历史镜头和演员们通过数字技术直接“粘贴”在一起，建构了一个完全混淆了历史真相的一种影像。随后的时代发展过程中，各类技术带来的冲击似乎越来越多，VR、3D、各种各样的AI生成技术等扑面而来，我们似乎正在逐渐适应这个人工智能加速发展的时代，并开始思考如何捍卫我们的影像工业。

朱靖江教授提出，未来的影像产业可能会分成两类，一类是大工业影像生产，其中AI元素将更为普及；另一类是手工制作的影片，如纪录片和独立导演的作品，他们可能更倾向于通过影像的手工制作来实现艺术表达。未来的大工业影像生产可能会融合互动、参与式的元素，类似于沉浸式VR影像，成为一种新型互动式影像产品。

徐海龙教授则从民间创作者角度来看，他认为AIGC的能力可以更好地辅助创作者在科幻电影中实现视觉效果和场景，特别是一些科幻微短剧。AIGC技术有望推动科幻微短剧的繁荣，去年，抖音、快手、B站发布了超过16万条与科幻相关的中短视频，在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等在线平台上，也已经上线了多部微科幻横屏微短剧，还有大量备案的剧集。这些作品通常以轻量、快速、时长短为特点。在现在的时代，技术的优势可以极大促进科幻微短剧的制作。徐海龙教授认为，科幻影视行业在未来将会出现两种趋势：一方面，会有更多资金投入科幻大电影的制作，行业将带来更多制作周期长的硬科幻大电影；另一方面，会出现更多优秀的科幻微短剧及科幻中短视频。

四、关于科幻电影创作论

在探讨了技术发展对科幻电影可能造成的影响之后，圆桌论坛的第四个议题是，科幻电影创作中由于特效、技术等局限，常采用为科幻作品进行“思想赋值”的软性创作方式，融入创作者的存在焦虑、意义追问、伦理选择等文化观念与精神哲思，以及关于“身心游牧”的人类学命题。

王红卫教授在这个议题的讨论中提到了近年来的一部科幻佳作《被光抓走的人》，这部电影是由董润年导演自编自导的一部电影，属于软科幻类型。电影中用了一个非常奇异的元素，或者说用科幻、奇幻的设定完成了对人的情感、对人的关系的一种拷问，这使得这种类型的科幻电影非常值得关注。王红卫教授认为，这部电影并不仅仅是一种玄妙的思想实验，它更像是一份社会问卷，要求每个人都参与其中。如果观众在观看过程中，相信故事或对其产生好奇，也会自然而然地填写自己的答卷。这种现象使得电影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娱乐消费，而具备了更深刻的意义。对于《被光抓走的人》来说，这部电影非常契合我们今天讨论的人文科幻的概念。

朱靖江教授表示，人类学研究更强调为电影提供文化解读的可能性；但是从电影产业和工业的角度来谈，不能期望每一个导演都掌握所有的能力，电影是团队创作的产物，需要不同领域的人才共同合作，才能最终形成一个可供多重解读的影像文本。因此，当我们讨论科幻的人文价值时，需要思考科幻小说原著的指向性在哪里。小说与电影不同，电影需要呈现大量科学设定和视觉元素，而小说更多地通过科学幻想这个媒介来展示文化表达，以及创作者们共同或互相交织的文化观点。在科幻领域，我们需要倡导人文价值，但也不能仅仅强调其人文性或思想性。也要努力在视觉上提供足够吸引观众的形式，以确保科幻电影作为一种类型能存续下去。科幻电影有其独特的叙事形式，独特的叙事话语系统，与其他类型电影不同。朱靖江教授也为青年科幻创作者提出了建议：年轻导演可以去拍摄软科幻电影，其中科幻景观的制作成本未必很高。但同时，他们也可以尝试探索其他类型的电影，导演不应过早将自己定位在某一特定类型上，而应在较为自由的创作可能性下尝试多种表达手段和创作媒介，让自己的能力变得成熟。

五、中国科幻电影的去处——跨学科视角下的未来展望

在圆桌论坛的最后，各位嘉宾老师纷纷从自己的学科背景出发对科幻电影研究作了分享和展望。

王红卫教授从影视从业者的角度出发，对于渴望成为科幻导演的青年创作者，王红卫教授给出了他的建议：首先，要认识到自己的短板，不要简单地将科幻电影看作一种类型，或将其仅仅视为科幻文学的视觉化呈现，需要注意到科幻电影所具有的行业特点和类型属性。其次，要注重改编，从中国科幻文学已经积累好的作品出发，更好地为科幻电影创作赋能。最后，要关注技术的更新迭代。不要去刻意复制成功的科幻电影，而应该尝试寻找新的方式，积极寻求更多的创作可能性，为中国科幻电影的多元化作出贡献。

朱靖江教授从人类学的学科背景出发，对科幻影像创作和人类学之间的相关性进行阐述。人类文明早期，由于交通不发达，人们只能探索周边的地区，外围地区的人群被视为神秘、与自身不同的存在，这种对陌生他者的想象、试探和接触构成了人类学的早期传统。人类学的目标之一是通过研究他者，反思自己的文化定位，科幻作品中的寻找其他生命的叙事也反映了这种思想。在近现代科学技术逐渐发展的过程中，人类的视野从地球扩展到太空，在这个过程中去尝试寻找与自身相似但又不同的智慧生命，这种科幻叙事的演进与人类学的演进没有区别。因此，朱靖江教授认为，科幻电影可以被纳入人类学研究的整体范畴，科幻是一个我们在想象的世界，一个无法到达的彼岸世界，科幻电影可以为人类学研究和人类学想象提供媒介与路径。

在此基础上，朱靖江教授解读了电影《宇宙探索编辑部》，他认为这部电影中呈现了一个在地球上仰望太空，试图找到一个和我们人类有接触但完全不同的外星人角色。美剧《神盾局特工》也有类似的叙事，剧中的外星人自称为人类学家，专注于研究和观察地球人。这类叙事中都存在着一种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对视、互相寻找是否存在可能性的情节，这实际上也构成了科幻电影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部分对于我们进行文化研究而言，实际上也映射出了我们对于非族类、其他生命体的那些带有幻想性或“科学外衣”的一种文化表达。

徐海龙教授解读了中国科幻电影与好莱坞科幻电影创作中的不同，并阐明了从“家”出发的科幻伦理观对中国科幻电影发展的重要性。欧美的科幻电影和以《流浪地球》为代表的中国科幻电影之间的一个显著区别在于对待“家园”的不同态度。例如，《流浪地球》中存在两种派别，流浪派和飞船派，而流浪派最终胜出。这种剧情处理与《星际穿越》等西方科幻电影不同，后者试图寻找适宜人类生存的新星球，而《流浪地球》选择带着地球流浪2500年。这背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海洋文明和农耕文明的冲突与差异。这种关于家园的意识体现了中国几千年来的一种安土重迁思想，认为地球是故土和家园，不愿轻易放弃。同时，电影中“带着地球去流浪”是一个长期的目标，代代传承，这体现了中国特有的伦理症候。这一伦理观念在电影中也以家庭内部的父子冲突作呈现，“家”“回家”这种伦理观应该是中国科幻电影创作需要坚守的核心，这是一种能够产生戏剧张力和独特创作价值的法宝。

本次圆桌论坛的成功举办，为各类科幻爱好者、科幻创作者、科幻从业者提供了一个交流、学习的平台，圆桌论坛中不同学者间的这种跨学科的深度交流，产生了更具碰撞性和丰富性的内容，有助于推动科幻领域的创新和发展，为科幻新想法和新创意激发了新的可能性，有助于推动科幻文化的进一步推广，为科幻电影创作和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