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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天文科普图书是天文科普工作的重要载体，体现了天文科普工作的广度和深度。此外，一定时期天文科普图书的出版质量和数量，也能够衡量一个国家当时的天文学发展水平。本文对新中国成立至“文革”结束我国天文科普图书的出版情况进行统计分析，进而总结这一时期天文科普图书出版的利弊得失。这对于促进我国当代天文科普图书事业的发展，乃至整个科普事业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新中国文革天文学科普图书出版史

新中国建立的时候一穷二白，80%的中国人是文盲和半文盲，新中国教育的基本任务就是在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普及教育、扫盲治愚以及为社会现代化提供所需要的知识和人才[1]。当时，国内出版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类图书数量也不多，据北京图书馆编辑的《民国时期总书目》统计数字显示：北京、上海、重庆三家图书馆所藏1911年到1949年9月出版的各类中文自然科学、技术类图书仅有13659种。新中国成立前，由于战乱频繁，许多天文工作者虽然编著了天文图书，但是能够顺利出版发行的并不多。比如，陈遵妫花了两年多时间收集了中国古代天文史料，编写出《中国天文发达史》，准备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不幸由于战乱，书稿遗失。解放区的天文科普图书出版工作也在艰难中前行，例如，1949年，坚白创作的《天空的秘密》在唐山的冀南新华书店出版，这本书是作者在1943年写成的，因为当时忙于作战、忙于反扫荡，这本书没有出版的机会。在《天空的秘密》前言中有这样一段话：“地方和军队的干部、中学生、高小学生、工人职员如能在这本小册子里得到一点天空的常识，起些破坏迷信的作用，作者就认为可以自慰了。”这也是作者对天文科普图书作用的认识。

新中国成立至“文革”结束，我国天文科普图书出版还是一个相对边缘的领域。但“研究那些经常被当作次要物和衍生物而遭抛弃的文体，如回忆录……教科书、普及读物和译作,对于理解知识和科学如何一代代、一处处传下去是至关重要的”[2]。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至“文革”结束时期，我国老百姓接触天文知识的途径还不够丰富、不够多元，天文科普图书对提高全民科学素质具有重要作用。天文科普图书是面向公众普及天文科学知识的传统载体，非常重要。天文科普图书的出版情况，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我国天文科普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对新中国成立至“文革”结束我国天文科普图书的研究，从一个比较新的视角折射出我国天文科普教育的历程。

1.时代背景

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为我国科技和科普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我国的科普事业也在新形势下有了新的目标和方向。1949年11月1日，文化部设立科学普及局，承担领导和管理全国科普的职责。新中国此时百废待兴，科普的宗旨主要是破除封建迷信，对人民群众进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教育。由于当时民众的教育基础较差，科普工作主要采取讲座、展览、幻灯放映等现场交流的方式。出版的天文科普图书也多为浅显的常识性小册子，如《地球靠什么维系着》《为啥劝咱用阳历》《太阳和太阳系》等。1949年10月，中国天文学会还专门成立“大众天文社”，开展天文普及活动。

1950年8月，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成立了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简称全国科联）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简称全国科普），李四光担任全国科联主席、梁希担任全国科普主席。1951年10月，文化部科学普及局撤销，科普职能转由全国科普全权负责。从此，全国科普（1950年8月—1958年9月）成为科普工作的推动者和组织管理者，这一时期的许多天文科普图书都由其所属的全国科普出版社出版发行。原有的社会科普力量（如中国科学社）也逐渐并入到这个系统当中。

在巨大的历史变革时期，民国时期活跃的天文学家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新中国成立后，余青松赴美国，高平子、沈璿前往台湾，张云定居香港。更多的天文学家，比如张钰哲、李珩、戴文赛等人，继续推动着新中国天文事业不断发展。1952年8月，原中山大学天文系与齐鲁大学天文专业合并，在南京大学成立天文系，培养了大批天文专业研究人员和科普人才。

1953年4月，党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对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工作领导的指示》，这是新中国的第一个关于科普工作的文件。1956年，党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形成“以任务带学科”为主的科技发展模式。新中国出现了第一次科普高潮，天文科普图书的出版种类也达到历史新高。

1957年9月，北京天文馆正式开放，这是我国第一座天文馆。北京天文馆的创始人陈遵妫、李元、卞德培都是活跃的天文科普作者。北京天文馆主持发行的《天文爱好者》期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我国唯一的天文科普杂志，为天文知识的普及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

1958年9月，经党中央批准，全国科普和全国科联合并，成立了中国科协。从此以后，中国科协成为我国科普的领导力量，进而奠定了以政府主导、中国科协为主体的科普工作模式。

在中苏“蜜月期”结束之后，我国更加强调自力更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注重人民群众的创造性与主体性。受“左”的思想的干扰，中国科普工作的定位也产生了偏差。工人和农民在科普工作中的主导作用日益增强，科普等同于群众的生产经验、技术革新的推广普及。科技工作者作为科普主体，其地位受到质疑，出现了贬低和轻视科学家的倾向。科普的内容由以前科技知识的普及与实用技术的推广并重转变为以群众性技术革新、技术推广为主。

1960年2月，由于政治原因，张钰哲代表中国天文学会声明退出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在随后的20年间，我国几乎完全中断了与西方天文学界的联系。1961年，党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2年，周恩来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发挥科学和科学家的作用，明确科协的任务是一手抓学术活动，一手抓科学普及。

随着“文革”的爆发，各行各业都遭受了冲击，一切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科技和科普事业服从于政治。因此，中国科协被解散，各级科协也被取消，整个科普工作陷于“人散、网破、线断”的局面[3]。

周恩来总理在极为艰难的处境中努力推动图书出版工作的恢复。1971年3月，在北京举行了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周恩来在接见会议领导小组成员时，批判了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并对出版青少年需要的文学艺术作品和科普读物、工具书，也作了详细指示[4]。此后，“文革”期间被迫停止工作的出版社逐步恢复出书。

2.新中国成立至“文革”结束天文科普图书统计情况

2.11949—1966年天文科普图书统计情况

新中国天文科普图书的出版工作，是在非常薄弱的基础上蹒跚起步的。据统计，从出版情况来看，我国1949—1966年共出版天文科普图书272种。其中，引进苏联科普图书的种数几乎占了三分之一，为76种。1958年以后，以我国创作的本土天文科普图书为主。1961年，中苏关系彻底破裂以后，我国对苏联天文科普图书的引进急剧减少。对法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天文科普图书的引进数量也非常少，种数分别为2种、1种、1种、1种。

对苏联天文科普图书的引进主要分为以下几套丛书。一是苏联通俗自然科学丛书，比如作家书屋1951年出版的《天体上有生命吗》《太阳》（见图1）、《世界有无起源与末日》等。二是苏联青年科学丛书，比如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地球和行星》《宇宙的构造》等。三是苏联大众科学丛书，比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宇宙是什么构成的》《宇宙间的小物体》《宇宙到底有没有开端》等。四是苏联大百科全书选译丛书，比如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宇宙》《地球》《天文学·天体照相学》等。

图1作家书屋出版的《太阳》封面图

引进出版的苏联天文科普图书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主要体现了苏联的天文科技成就，鼓励读者树立征服宇宙的信心。比如，《太阳》的封面（见图2），鲜红的太阳照耀着地球上的生物，万物生长茂盛。该书重点介绍了关于太阳的几种现代看法，并对太阳研究的前景充满希望，认为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原子能时代，我们的后代一定能够解决星际交通问题。《宇宙的构造》介绍了月球、日食和月食、火星、流星、太阳、恒星等天体知识，回答了我们怎样知道了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从而鼓励读者树立信心，努力揭开星空的秘密。《天文学·天体照相学》则介绍了天文学的分类和天文学的发展史，介绍了苏联的天文学成就，以及天体照相学的知识，书中一些插图就是苏联天文台拍摄的天文照片。

图2开明书店出版的《太阳》封面图

2.2“文革”期间天文科普图书统计情况

“文革”爆发后，我国的科普事业遭受严重挫折，科普组织遭到破坏，科普人员被下放、批判，丧失了从事科普的权利，科普事业发展的大好形势戛然而止，教训是惨痛的。“文革”期间，许多出版机构被合并或撤销，一些天文科普图书被作为“封、资、修”的“毒草”被禁止销售甚至销毁。从天文科普图书的出版情况来看，我国“文革”期间共出版天文科普图书28种。其中，引进科普图书的种数为7种。从国别看，苏联为3种，英国为2种，瑞典为1种，波兰为1种。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天文科普图书的前言、后记中搞所谓的“突出政治”“配合现实斗争”，导致天文科普图书的科学性与趣味性大大降低，面目全非。

“文革”期间，中国科技工作者也在艰难的环境中开展了一些天文科普活动。比如，1972年9月，李四光根据毛泽东主席的要求，收集了有关地质科学的资料，出版了《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摘要》。在这本科普读物中，李四光引用了大量的天文、地质、古生物等方面的资料，阐述了地质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研究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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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方晓波.毛泽东教育公平思想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2014：56.

[2]玛丽娜·弗拉斯卡—斯帕达，尼克·贾丁.历史上的书籍与科学[M].苏贤贵，等，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5.

[3]徐延豪.四十载砥砺前行新时代再书华章——“科学的春天”40年科普事业回顾与展望[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8，33(4)：384-389.

[4]方厚枢.当代中国出版史上一次特殊的会议——记1971年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J].出版史料，2007(1)：10-18.

作者：王洪鹏赵洋余恒齐琪

来源：《科普研究》2018年第6期。

基金项目：中国科普研究所学科科普作品和作家作品研究项目（2017LYE020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