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科学在我们的文化中生根发芽
中国科学报 李芸 2017-02-21 16:32
吴国盛科学人文系列（《科学的历程》《反思科学讲演录》《现代化之忧思》《科学走向传播》）由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
1992年，不到30岁的吴国盛应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编辑李永平邀请，写作一本大部头的普及性的科学史书。1995年，这本名为《科学的历程》的70余万字的图书出版，旋即发行几万册。在普通读者中影响很大，更成为许多人学习科学的工具书、参考书。该书被授予新中国50年百部名著等各种奖项。
2002年该书经修订再版，2013年出版第三版，并有三位重量级院士作序，分别是周光召、席泽宗、韩启德。韩启德在第三版序言中写道：作者充分认识到了科学的人文价值，并且通过历史叙事的方式，阐明科学的社会意义和人文意义，从而沟通文理、在科学与人文之间架设桥梁。
在科学与人文之间架设桥梁，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国盛这些年的工作。此次与《科学的历程》一同出版的还有《反思科学讲演录》《现代化之忧思》《科学走向传播》三本书，构成了吴国盛科学人文系列。吴国盛多年来对科学之历史、哲学、传播及未来的诸多独特思考在这个系列中得到全面呈现。
《中国科学报》：转基因一直是热点事件，你在《科学走向传播》中曾提到科学传播这一概念，主张公众有权利评价科学的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因为在此过程中，公众能更好地理解科学和接受科学。你认为这数年的转基因之争在科学传播上的意义有哪些？
吴国盛：科学问题从来也不只是一个科学问题，而总是伴随着政治的、权力运作的过程。把科学看成是中性的、单纯的追求真理，表达的是一种对待科学的特定政治态度。
我提出让科学走向传播实际上是直面科学与民主的矛盾和张力。过去中国人对科学的理解比较简单，认为科学与民主当然是一致的，所以五四时期提出德先生赛先生共同救中国的口号。
从西方历史上看，追求纯粹知识的苏格拉底被雅典的民主体制所处死，给柏拉图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他极端强调科学凌驾于民主之上。柏拉图的思想影响了西方世界两千年，人们大体也一直是坚持科学是纯粹求真的，求真的科学可以建立内在纠错机制，它不应该接受外部的影响。
但是20世纪大科学的出现，科学对社会的巨大影响和巨大后果，都显示了这一古典科学观的局限。科学的社会运作、政治运作已经以一种非常显眼的方式呈现出来，我们不能闭着眼睛不承认。转基因之争在科学传播上的意义就在于，它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把民主时代的科学问题摆在了中国人的面前。
《中国科学报》：系列中一本《反思科学讲演录》，一本《现代化之忧思》，反思和忧思，可见你对今天科学的态度。在你看来，什么是科学？今天的科学，问题出在哪？
吴国盛：从我作为一个科学史学者的角度看，科学是一个家族相似的概念，因此没有办法给出一个本质主义的定义来回答什么是科学的问题。历史上存在着多种类型的科学，这些复数的科学有两两相似性，但没有共同的相似性，因此任何给出的科学定义总是不够周延。
历史上的科学类型虽然很多，但我认为，发源于古代希腊的古典科学和发源于近代欧洲的近代科学最值得重视，一是今天所说的科学就是欧洲近代科学，是离我们最切近的科学类型，二是古典科学是近代科学的主要来源。这两种科学类型有共同点，那就是追求知识的确定性、系统性，但不同点更为显著，那就是古典科学追求绝对的确定性，近代科学只追求相对的确定性；前者不关注知识的经验来源，不关注知识的应用，后者则相反。因此，我有时称古典科学是求真的科学，而近代科学是求力的科学。
今天科学的主要问题在于，人们没有认清近代科学的求力本质，而继续放任这种求力科学按照求真科学的规范去运作，结果必然引发严重的政治学后果。
《中国科学报》：你在《反思科学讲演录》中有一个观点：一个民族活得好，不见得要科学。中国没有科学时，靠技术活得很好；罗马人没有科学，靠军事、武力和法律可以活得很好；希腊人科学很好，但是日子过得并不怎么样，最后还被灭掉了。但现在，科学技术已经与我们的生活如此息息相关，还能这样说吗？没有科学，现在的我们能活得好吗？
吴国盛：就世界范围的竞争力而言，今天我们就不能这么说，因为今天的技术化科学已经成了国家综合力量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如果说没有科学我们能不能活得好，那是另一个问题。这里涉及到：一是哪种类型的科学，二是什么叫活得好？有些国家，发达的像瑞典，不发达的像不丹，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分别有自己对活得好的理解。但多数国家不是这样的，像发达的如美国，不够发达的如中国，还是以提高自己的国家竞争力为目标。
《中国科学报》：我们对于科学好像总有些自卑感，一直耿耿于怀没有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一直耿耿于怀李约瑟之问。你曾说李约瑟之问是个伪命题，就像问桃树上怎么没有结出李子一样。在你看来，中国文化的土壤里是长不出科学的？现在我们把科学生拉硬拽移植过来了，科学能在我们的土壤里生根发芽吗？
吴国盛：始终要记住，有人跟你谈科学时你首先得问什么类型的科学，如果我们不轻易否定别人使用科学这个词的权利的话。中国文化土壤中可以长出中国式的科学，但肯定长不出近代欧洲的科学，因此西学东渐以来，西方科学的引入可以说完全是移植。但是，移植也有成功的，一来外来品种可以适应新土壤，二来土壤也可以被新品种所改变。让科学在我们的文化土壤中生根发芽是中国科学界和文化界的重要任务，这个任务当然还远远没有完成。
《中国科学报》：你很赞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具体操作中该如何做？
吴国盛：我是觉得这个路线过去被过于简单地否定了，至少可以暂时用来作为一种文化融合的方案。
《中国科学报》：《科学的历程》最后一卷叫科学处在转折点上，为什么这么说？科学该如何转？
吴国盛：所谓转折点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科学内部生长出来的新的变革的因素，二个是科学巨大的外部影响会倒逼科学发生变革。如何转？我在书中有一些简单的提法。其他几本书有一些补充的说法，大家可以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