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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如今，为青少年提供高品质的科普资源，让他们养成热爱科学的习惯，从而为国家储备人才，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在许许多多的科普载体中，科普书籍、报纸杂志以及电子媒体上发表的科普文章，或许是最为常见的形式。面对移动互联网时代青少年接受习惯的改变，传统的纸质科普读物应该如何面对挑战？近年来涌现的新技术，又能给科普人哪些全新的施展空间？

在这篇报道里，我们撷取了一些值得思考的案例。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致力于拉近科普人与青少年之间的距离，并将充满趣味和活力的精彩内容提供给小读者们。我们希望这篇抛砖引玉式的报道，能够带给有志于青少年科普创作的同仁些许启迪。

回望辉煌成就，着眼全新时代

曾经获得192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创建了巴黎发现宫的法国著名物理学家让·巴蒂斯特·佩兰，对科普带给青少年成长的作用，有过一番精彩的论述。他认为，出身贫寒而且只受过很少基础教育的迈克尔·法拉第，能够上演从书籍装订工人成长为一国物理泰斗的人生奇迹，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他做学徒时，在工作岗位上读到百科全书中关于电学的文章这一机缘巧合性质的事件。因此，如果能激活青少年心中热爱科学的“种子”，便有可能让他们拥有持续、主动学习的动力，以此实现个人价值的提升。

虽然佩兰的这一番话，主要是针对科学中心式科技馆和其中的科学实验演示，但它反映出来的原理，对青少年科普读物也同样适用。面向青少年群体的科普书籍和报纸杂志，是更为常见而且易于随身携带的科普载体。它们提供的高水平科普资源，对青少年的启迪作用也显而易见。

从现代意义上的科普观念引入中国以来，诞生了大量出色的面向青少年的科普作品，其中一些称得上是里程碑式的杰作。早在1920年，新文化运动的代表刊物《新青年》，就刊载了中国第一篇以现代汉语写作的科学童话《小雨点》，以自然界的水循环为原型，通过“小雨点”的行踪介绍相关知识，也传播乐于助人的高尚品德。甚至更早的时候，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将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译介到国内（基于日语译本翻译成汉语并编辑为章回体）的工作，也可以被视为面向青少年的科普创作。

当时间进入20世纪30年代，许许多多优秀的国外青少年科普作品陆续被译介到中国。比如，法国昆虫学家、《昆虫记》的作者法布尔的另一部代表作《科学的故事》，就从动物、元素、宇宙、大地、物理等方面，演绎出宇宙万物的奥秘，令当年有幸读到的青少年颇为着迷。中国人原创的面向青少年的科普作品，也在这一时期走向成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央在1956年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而青少年良好的可塑性，使面向他们的科普作品成为“储备未来”之选。因此，青少年科普作品被创作者和出版单位高度重视，除了高水平的译介作品，比如当时的苏联科普作家雅·别莱科曼的《趣味物理学》等，许多中国本土作者的佳作也得以涌现。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问答式科普丛书《十万个为什么》到2017年已经发行过6个版本，成为几代中国人都非常熟悉的科普品牌。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改革开放的国策也同样带来了青少年科普创作的“黄金时代”。从传统的介绍科技知识和科技史的读物，到寓教于乐的科学童话和青少年科幻小说，使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出生的中国人，拥有了非常丰富的选择。

融知识于剧情，呼唤科学故事

不过，无论在哪一个历史时期，以讲故事的方式寓教于乐的科普作品，相比于直接介绍科技知识的作品，都显然更容易被青少年，特别是更为低龄的儿童读者接受。以高明的笔法融知识于剧情，往往会产生令人惊叹的佳作。 从1920年《小雨点》的成功开始，科学童话在中国青少年科普领域中的地位便引人注目。1936—1937年，中国微生物学家、科普作家高士其的代表作之一，科学童话《菌儿自传》在《中学生》杂志上连载，为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社会注入了一抹亮色。这部作品用生动的笔调描绘了细菌与人类千丝万缕的联系：细菌可能导致疾病；一些细菌也是人体不可或缺的，与人类建立了长久的共生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科学童话的创作更为旺盛。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叶，我们可以看到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佳作。曾经被改编为电视动画的《黑猫警长》，包含了在20世纪80年代尚属新潮的反恐、科学探案、环保等元素，而且巧妙地将动物自身的习性特点，与科学取证、环境保护等内容有机结合，因而成为一部看过之后引人深思的名作。

运用侦探斗智元素进行数学科普的“爱克斯探长”系列，则将不少数学趣题融入故事情节当中。在欧美和古代中国，数学研究者和爱好者们积累了大量自带剧情属性的数学趣题，比如《张丘建算经》里的“百鸡问题”和欧洲的“七桥问题”、“军官方阵问题”等。而在“爱克斯探长”系列科学童话里，一些著名的趣题被赋予了新的解读：各路犯罪集团凭借数学知识阻挠破案或者掩盖罪行；精通数学的爱克斯探长则与另一些爱好数学的正义之士，拆穿一个个“局”，迫使犯罪头目伏法。

这些斗智斗勇的桥段背后，是各种有趣的数学知识。一头被犯罪集团用来拦路的机械熊，破解其控制密码需要用到相亲数的知识（两个数除本身之外的因数之和等于对方则构成相亲数，这段故事中选用的是1184和1210，而这一对相亲数被人类发现的过程也有故事）；杀手集团会用毒酒“布阵”，排成环状的酒杯里只有某一杯无毒或者有毒，想要推算出来就需要用到解决“约瑟夫环”问题的技巧；犯罪团伙发生内讧会以中国象棋的“跳马”来赌命，而这个棋子在给定的步数里，其实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回到原点……这些引人入胜的趣题，帮助许许多多少年读者完成了数学启蒙。

当时间进入21世纪，随着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活跃的科学童话作者逐渐老去，中国的科学童话创作在业界看来暂时走进了低谷。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看到《酷蚁安特儿》系列成为畅销之作。这些以蚂蚁为主角的作品，为新一代读者展示了蚂蚁作为社会性昆虫的神奇。而另一些科学童话领域的新人，或许也正在积聚力量。 相比于更强调创意、文学性也更强的科学童话，讲述科技领域的历史故事，也不失为一种吸引青少年读者的科普形式。但想要讲好关于探索和创新的故事，甚至将一些轶闻做出“高清历史”的效果，同样并不容易。以幽默的笔调讲解科学的英国科普丛书《可怕的科学》系列，就提供了不少值得借鉴的案例。

如果翻开内页，我们就会发现，《可怕的科学》事实上并不可怕，反而是一套以“可爱”为卖点、畅销全世界的大型青少年科普读物。自2004年进入中国后，这套书就凭借风趣幽默的语言、图文并茂的形式、“耸人听闻”的题目，吸引了大批的科普爱好者，尤其是儿童和青少年读者。在很短的时间内，《可怕的科学》甚至威胁到了《十万个为什么》在国内科普读物方面的王者地位。

《可怕的科学》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在于它把对科学的探索过程，以恐怖悬念、喜剧冒险的形式表现出来。或者说，它不仅会讲故事，还采用了青少年喜爱的幽默搞笑甚至是无厘头的方式，从而颠覆了传统的科普写作手法。

举例而言，作者在介绍查尔斯·达尔文乘坐“贝格尔号”进行环球考察的时候这样写道：“时间是1835年，达尔文在‘贝格尔’号的船舱里惬意地打着饱嗝，斜靠在椅子上，正从牙缝里剔出一小块乌龟肉。‘真是一顿美餐，船长。’他说，‘但我更希望能把大龟活着带回家。’”

这个恶搞一般的小故事，却反映出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受制于环球考察搭乘的“贝格尔号”的货舱容量，达尔文和船员们不得不吃掉了所有的加拉帕戈斯巨龟活体标本。以至于达尔文后来写作《物种起源》的时候，曾经猜想来自不同岛屿的巨龟亚种可能有微小的差别，却苦于“吃掉了证据”而无法验证。这种在“正统”的科普书籍中很少被提及的轶闻，让严肃的科普变得“可爱”起来，也值得中国的青少年科普读物作者加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