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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套共五册的《中国翻译通史》（《通史》下同）是“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全书将中国自周、秦西汉以来3000多年的翻译活动、从事翻译的主要人物、翻译的重要书籍和文献、翻译活动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对翻译作品的讨论和同行间的评价，甚至翻译组织都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这套书是研究我国翻译史非常重要的文献。对于从事科学传播和科学文化研究的人来说，研究中西科学文化交流历史、在中国语境中进行中西科学传播具有的独特的规律，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西的科学翻译大致可以分为这样三个阶段：（1）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的西学东渐所引发的科学翻译；（2）20世纪最初20年，中国留美学者以创办《科学》和建立“中国科学社”等模仿西方科学社团的形式，试图完整的介绍科学的概念、科学的价值和科学文化为主要目的的翻译高潮。其中新文化运动对于引进西方科学思想也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战争和社会的动荡，这段期间的翻译呈现出不稳定的发展过程；（3）新中国成立后，科学翻译呈现出不稳定，但是持续发展的趋势。这段时期科学翻译的主要特点是：受意识形态影响；由自然科学和技术普及翻译为主，逐步呈现科学技术知识翻译与科学文化翻译并重的多元化科学翻译趋势。

从16世纪的方济各、沙勿略、巴莱多、培莱思、范礼安等因明朝实行闭门锁国，“他们不得其门而入”，到1580年，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随葡萄牙商人进入广州假借商业活动，向两广总督行贿，得以在肇庆建立教堂，后于1583年把利马窦带来中国开始，以利马窦等为首的西方传教士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他们做的事情不仅仅是将西方的科学技术介绍到中国，同时也将中国文化、宗教和技术介绍到西方。

对于在明清时期耶稣会士的“学术传教”活动，后来的学者议论不一。但是，无人否认，这些高鼻蓝眼的洋人以极其巧妙的各种手段所进行的科学传播活动给中国带来的重要影响。李约瑟认为：“在文化交流史上，看来没有一件足以和17世纪耶稣会传教士那样一批欧洲人的入华相比，因为他们充满了宗教的热情，同时又精通那些随欧洲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兴起而发展起来的科学。……即使说他们把欧洲的科学和数学带到中国只是为了达到传教的目的，但由于当时东西两大文明仍互相隔绝，这种交流作为两大文明之间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仍然是永垂不朽的。”

《通史》将明末清初来华的大约70多位传教士的译著做了统计，共成书400余种，其中科学的占到130余种。其中利马窦、汤若望、罗雅谷、南怀仁4人的译著就达到75部。其中主要涉及到天文历算、数学、物理和机械工程学、采矿冶金、军事技术、生理学和医学、舆地学、语言学、经院哲学和论理学等。

《通史》作者认为，从明清时利马窦到最后一个传教士钱明德去世的大约200年，是中国翻译史上继佛经翻译后的第二个翻译高潮。但是，从科学翻译史角度讲，这是科学翻译的第一个高潮。这次高潮不仅打开中西交流大门，而且引起皇室和中国学者对西方科学的兴趣，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开启了中西学术合作的历史。徐光启与利马窦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的前6卷，在后来的两个半世纪之后，由李善兰与传教士伟烈亚力联袂补译了后9卷。

笔者认为，传教士们在中国的学术活动，尤其是翻译活动更重大的意义在于开启了中国科学翻译的机构建设和学术活动建制化。于1868年成立的江南造船局翻译馆将傅兰雅、金楷理等传教士与中国学者合在一起从事翻译，不仅大大提高了翻译的速度和质量，同时也开启了中西文化融和的新方式。傅兰雅的“格致汇编社”和出版中国最早的《格致汇编》（1876年2月－1881年1月为月刊，后1891年3月－1892年冬为季刊）对于中国人了解和借鉴西方的科学传播模式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通史》认为，甲午之后西学数量多于甲午之前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留学运动的兴起。大概是有一定道理的。“从1895年到1911年，译书之风大盛，各种报刊如雨后春笋，不少报纸都刊载译文。”在这段期间，梁启超、严复、康有为、罗振玉、王国维、蒋斧、杜亚泉等人的贡献最为突出。他们不仅办刊、翻译，同时对翻译的技巧、中西文化的差异、翻译的规范与要求等都有重要的观点和研究。而在科学文化的传播，具有启蒙作用的当属严复。

“严复一个人所译的《天演论》、《原富》、《法意》、《名学》等几部书，实在要比一大批传教士与洋务人士30年间所出的全部作品和书籍，更能适应这时代的要求，更能满足这个时代的热望。”（《通史》，全一卷45页）其中，对当时的国人最具震撼力的当推《天演论》。这本译作是严复根据英国生物学家托马斯·亨利·赫胥黎1893年发表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和《进化论与伦理学导言》两本书编译而成的。美国学者本杰明·史华兹在其《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中认为，《天演论》是在译者对赫胥黎的学说完全理解的基础上，同时将斯宾塞主要的观点进行了充分阐述的编译之作。严复与其他译者不同之处在于，他的译作具有明确的目的。严复翻译《天演论》的政治目的，是用进化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原理，反对顽固派的保守思想，向国人敲响祖国危亡的警钟。《天演论》译成出版后，轰动了整个中国思想界，尤其是在上层人物和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康有为从梁启超处看到《天演论》译稿后，说“眼中未见此等人”，承认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1898年定稿刊刻后，《天演论》对于社会的影响就更深远了。当时，小学教师往往拿它做课本，中学教师多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做作文题目。关心中国存亡的爱国青年，也都争相阅读此书。鲁迅在《锁记》一文中曾说，他在南京上学时，“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价五百文正。翻开一看，是写的很好的字，开首便道——‘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机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彻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柏拉图也出来了。”于是鲁迅“一有闲空，就照例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

严复翻译的亚当·斯密斯的《原富》（原名为”Inquiry into the Nation and Cause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后人译为“国富论”）对于国人对于经济学理论的了解，斯宾赛（H. Spencer）的《群学肄言》（”Study of Sociology”）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米尔（John Stuart Mill）的《群已权界论》（”On Liberty”后人以为“论自由”），甄克斯（E. Jenks）的《社会通诠》（“History of Politics”）和孟德斯鸠的《法意》（Spirit of Law,后人译为“论法的精神”）以及米尔的《穆勒名学》（“System of Logics”,后人译为“逻辑系统”）等西方著名作品对于当时的中国应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蒙意义。

明清时期的科学传播以西方传教士的学术传教为主要形式。他们虔诚的传教精神浸润了科学技术的传播。对于中国国民的启蒙具有重要的意义。其意义主要在于使得中国当时的文人学士了解和接触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对于带动中国的翻译机构的建立、学术期刊的创办和翻译的规范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但是，更重要的是，李之藻、徐光启、严复、梁启超、康有为等人积极引入西方科学并对西方科学的功能、文化意义做了讨论。他们的观点对于中国后来的科学文化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民国时期，中国进入了由中国科学家和知识分子自己成立组织并开始系统建立科学技术研究体系，同时开始有组织进行科学技术传播的活动。这两个组织是：（1）1914年成立的“中国科学社”（Science Society of China），并于1915年创办《科学》；（2）1932年“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成立，开展了中国科学化运动。该组织于1933年创办《科学的中国》杂志（1933－1937）。这个时期的主要特征是：以留美科学家为主的学者以“科学救国”为目的，模仿英国皇家学会的模式，自发成立组织和积极开展关于科学普及的讨论和以普及科学知识为主的科普的活动。政府和个人资助。科普概念和理论呈现多元化现象。其中，这两个科学组织通过自己创办的科学刊物，大量翻译了西方科学技术和科学方法以及科学精神。

同时在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以《新青年》杂志请“德先生”和“赛先生”为口号的呼唤新文化的强音掀起了科学社会化和科学普及的高潮。以任鸿隽等为首的留美学者认为：“鉴于祖国科学知识之缺乏，决意先从编辑科学杂志入手，以传播科学提倡实业为职志，……”。《科学杂志》于民国4年（1915年）1月正式创刊，内容以“阐发科学精义及其效用为主”，“以传播世界最新知识为帜志。”在传播的知识中包括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等理论知识和科学发明、科学应用等实用知识。1915年，发明大王爱迪生在得知中国的《科学》创刊的信息后，曾发出“伟大中华民族在觉醒”的感慨。20世纪40年代中期，著名科技史家、剑桥大学李约瑟教授曾称许《科学》期刊为中国之主要科学期刊，并把它与美国的《科学》杂志、英国的《自然》杂志相提并论，称之为科学期刊的A（America）、B（Britain）、C（China）。

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在其《科学的中国》创刊号的重要文章“中国科学化运动发起旨趣书”中阐明，成立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的目的就是要集合起研究自然科学和实用科学的人士，把科学知识“送到民间去，使牠成为一般人民的共同智慧，更希冀这种知识撒播到民间之后，能够发生强烈的力量，来延续我们已经到了生死关头的民族寿命，复兴我们日渐衰败的中华文化，这样，才大胆地向社会宣告开始我们的中华科学化运动的工作。”

在民国时期，翻译最多、影响最大的国外科普作家是法布尔。1923年，周作人称颂法布尔是“诗与科学两相调和的文章”。鲁迅也对法布尔的《昆虫记》推崇备至。他甚至借《昆虫记》对中国的科普文章发议论道：“可看的书报实在太缺乏了，我觉得至少还该有一种通俗的科学杂志，要浅显而且有趣的。可惜中国现在的科学家不大做文章，有做的，也过于高深，于是就很枯燥。现在要Brehm的讲动物生活；Fabre的讲昆虫故事似的有趣，并且插很多图画的。”从民国时期翻译的法布尔的著作中可以看出，当时译介进来的法布尔的书已经达到10多种。在那个时代确实是够多了。

民国时期，伊林的作品译介进来的也很多。根据《通史》作者的统计，翻译的伊林作品已经达到20多种。

1920年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轰动世界。相对论的翻译在整个翻译高潮中显得很突出。从1917年到1923年期间，各种刊物上登载的过于爱因斯坦以及相对论的论著、译文、通讯、报告和文献等竟然达到100多种。1921年，《少年中国》推出“相对论号”。《科学》在1921年3月16日刊载了杨铨翻译的《爱因斯坦相对论》。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3月出版的“万有文库·自然科学小丛书”第二集第646种就是沈因明翻译的《爱因斯坦传》。另外，还有叶蕴理翻译的爱因斯坦文集《我的世界观》和刘佛年翻译的《物理学的进化》。这些作品都可以说是科普作品。

民国时期的翻译已经呈现出中国学者在意识到启迪国人的科学意识，推动中国的科学文化以后，主动跟随世界科学技术发明和发现的重大事件进行翻译和介绍的主动性。在科学技术的普及作品中，已经具备鉴赏科学普及佳作的能力以及开始总结和推广科普创作经验。法布尔的作品影响了中国的一代科学家和学者，以至于现在健在的科普人仍然对法布尔等国外作家和作品津津乐道。爱因斯坦的理论和这位世界顶级科学家的故事对中国的科学文化的影响也许是难以简单评价的。

新中国成立后，科普开始了先震荡后稳定的过程。从1949到1958年期间，旧中国期间成立的科学组织仍然可以活动，科学问题和科普问题的讨论虽然变少，但是，仍然存在，而且观点分散，呈多元化模式。1950年8月，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在北京正式召开，这次会上成立了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全国科联）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全国科普）。这个会议不仅建立了新中国第一个科学组织，而且成立了第一个科学技术普及组织。1958年中国科协成立，在其第一次会议上，明确表明党对科学具有绝对的领导权。逐步废除过去的科学技术组织。讨论内容集中化。科学组织重视科普工作。个人会员制度逐步过渡到单位会员制度。经费得到政府的资助。科普活动受到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全国学苏联的热潮中，科学翻译在原作上的选择也基本上都是苏联的。科普翻译当然也不可能是例外。苏联科普作家作品的翻译最多的是伊林、别莱利曼、别列亚耶夫、费尔斯曼、齐奥尔科夫斯基等。其中伊林的作品影响最大。在翻译引进的10多种科普书中，《十万个为什么》、《不夜天》、《黑白》、《几点钟》、《在你周围的事物》、《自动工厂》、《原子世界旅行记》、《人怎样变成巨人》和《书的故事》是其代表作。其中十万个为什么得到甘子钊等著名物理学家和科学家的赞扬。伊林的其他20多种翻译作品也曾经是中国当时最有影响的科普翻译作品。别莱利曼的一系列的以“趣味”命名的科普书（《趣味物理学》、《趣味天文学》、《趣味代数学》、《趣味几何学》、《趣味力学》等）甚至影响了一代科学家的成长。著名化学家卢嘉锡就曾经谈到其父亲收藏的别莱利曼的科普书对他的影响。从他的谈话似乎让我们感到当年的苏联科普作品甚至对两代科学家产生过影响。

除了苏联科普作家的作品以外，还有奥地利科学家薛定谔和法国天文学家弗拉马里翁的作品翻译也在那个时代的中国科普翻译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弗拉马里翁的《大众天文学》在1965年由李珩翻译，科学出版社出版以后，由于其内容的翔实和图片的精美而俘获了许多青年读者。在随后的几次重大的天文科普事件中，这部重要的天文科普书都得到了重提和议论。尤其是1957年北京天文馆的建成以后繁忙的日子里，李珩和李元经过了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将这部巨著翻译完成。尽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部书被认为是宣扬了资本主义的文化的“毒草”，但是，在2003年，在历经坎坷之后，这部优秀的天文科普书终于又重新修订出版。但是，历史沉重的脚步已经迈过了整整40年。

笔者认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科普并没有像经济领域或者其他领域那样经历过迅速升温、经历阵痛和改革奋起的阶段。真正的科普热潮是在90年代逐步开始的。但是，中国的科普创作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出现过真正的崛起，尽管政府和有关部门在极力鼓励科普创作。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进行专门讨论。从90年代开始到现在，真正的有影响的好科普书大概还是翻译作品。在这段期间，法布尔、阿西莫夫、阿瑟·克拉克、约翰·格里宾、卡尔·萨根、伽莫夫、克鲁伊夫、加德纳、霍金、托马斯、古尔德等著名的世界级科普作家在中国掀起了一个接一个的小高潮。这些人的作品不仅带给了改革开放后国人新知识，同时，在科学文化、价值理念和科学的多元化等方面起到了震动作用。这些作家的作品让中国的学者不断产生疑惑：他们的知识范围为何如此广阔？他们对科学与社会、科学与文化、科学与伦理、科学与政治等各个领域之间的理解为何如此之透彻？他们的研究范畴为何如此广阔？他们能够讲清楚自己领域的研究与这些知识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他们所接受的教育是怎么样的呢？

法布尔永远是个谜。他的名字几乎贯穿了迄今为止的中国科普翻译史。从民国20年开始从英文版翻译引进，新中国成立后对民国时期的译本再版重印，直到90年代，法布尔的《昆虫记》再次得到国内几家出版社的同时关注和出版。从1992年到1999年短短的7年时间内，共有19种法布尔的书出版。这个消息如果让已经辞世97年的法布尔知道，不知做何感想。对待法布尔的态度浸润了老一代科学家和科普人的热忱和对过去时代的怀念。在得知花城出版社在2001年准备再次出版法布尔的书的时候，郭正谊先生说：“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在新世纪的开始，花城出版社推出了《昆虫记》十卷的全译本，我个人认为这件事在科普界的意义不比文艺界出版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差。”

阿西莫夫这个科普写作的奇才一生写了接近500本科普书。从70年代开始，中国开始译介他的作品。在很多引进阿西莫夫的作品的人中，我认识的卞毓麟是贡献很大的天文学家和科普作家。在引进阿西莫夫的作品过程中培养了几个著名的阿西莫夫迷和引发了一些科普事件。进入21世纪以后，南京江苏教育、上海科技教育、福建海峡文艺、内蒙古人民等出版社都翻译出版了阿西莫夫的作品。据说，到2001年为止，国内已经出版了80多种阿西莫夫的作品。关于阿西莫夫的讨论文章也经常出自资深学者和著名记者之手。比如林自新、李元和尹传红等。至于2001年12月23日李岚清邀请李元、尹传红和我到中南海参加科普座谈会最直接的原因是纪念卡尔·萨根逝世5周年在北京电视台的“世纪之约”的“魔鬼出没的世界”节目。

与法布尔等科普作家在中国的命运相比，卡尔·萨根的命运就差多了。卡尔·萨根在科学技术普及方面做出的贡献使其成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科学普及家”。1980年，他推出大型长达16集的电视序列片“宇宙”，在世界上引起极其强烈的反响，这部电视片被翻译成10多种语言，在60多个国家放映，观众达到6亿。这个电视片获得米·彼博迪大奖。与这个电视片配套的科普书籍《宇宙》是《纽约时报》连续70周的发行量最大的畅销书，是历史上英语出版的科普书中发行量最大的书籍。他的一生著述甚多。除了各种科普文章以外，他还写了30本书。其中《伊甸园的飞龙》、《布鲁卡的脑》、《无人曾想过的道路：核冬天和武器竞赛的终结》、《被遗忘的前辈的影子》、《接触》、《彗星》、《宇宙中的智能生命》和《浅蓝色的圆点：人类在宇宙中的未来之展望》等书籍已经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伊甸园的飞龙》还获得美国普利策奖。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于1982年将2709号小行星命名为“卡尔·萨根”。萨根的巨大名声不仅给他带来荣誉，同时也给他带来财富。但是，他的名望在学术界引起争议。1992年，他虽然被提名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却落选了。两年以后，他被美国国家科学院授予公共福利奖。做科普出名并一定在学术同行中得到承认，在美国也是同样。在萨根的30本书中，大概我国只译介进了10本左右。萨根在国内的影响远远不及他在世界其他国家的影响。80年代，中国的天文学家翻译了《宇宙》系列片全部13集。但是，中央电视台却没有播放。2001年12月23日李岚清接见中国的三位科普界人士的时候，中央台才紧急调出当年的译稿，编制放映。萨根的引进与当初引入者的初衷相比相差很远。

霍金的书在中国的风靡让国人对科学类书籍看法跌了一次眼镜。《时间简史》在1992年出版后，到2002年，“年年重印，一年比一年多，总量已经达到数十万册。尽管学界对其译本的质量批评不断，霍金的书的内容也是晦涩难懂。但是，发行量之大，真正让人难以理解。是不是霍金老先生残疾人的不屈不挠精神感染了中国人？还是刘兵动人的忽悠“读霍金，懂与不懂，都是收获”确实起到了作用？抑或是国人认为在自己新装修好的房子里不放一本霍金就品味低下？这基本上可以做一个课题了。

《通史》是关于中国翻译的翔实的研究结果的体现。令人遗憾的是，这个课题起始的时间、研究的方法、课题组的成员、每册承担写作的作者名字等在整套书里都看不到，实在令人遗憾。至于将1950年文化部下设的科学普及局算作民国政府的机构（第三卷“现当代部分”93页），将爱因斯坦写成“爱国斯坦”（第三卷“现当代部分”29页），则似乎感觉在质量上应该再下点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