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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医学人文十五讲》时，本是怀着一种理性、审慎的科学态度，打算正襟危坐地开始一场“人文”与“科学”之间的形而上思辨——这是我阅读的习惯。然而我无论如何没想到，当阅读刚刚开始，我便无法控制地哭了起来——因为我读到了《我的医学人文启蒙课》这篇作者代序。代序很短，主要写了作者1982年作为医学院学生在癌症病房的实习经历。他对一个女病人从入院到离去的记忆，恍然把我带回了不久前我身处其中的癌症病房，我的父亲在那里辞世。相似的过程，相似的情景，甚至病人脸上相似的神情，猝不及防地把我猛然拽回了那种撕心裂肺的情绪。这种情绪在我，是丧父之痛与对死亡恐惧的懵懂掺杂；而在作者则是一种饱含悲悯的诗人情怀，一种敬畏生命的哲人胸襟。他多年学医从医的经历，更让他跳出狭隘的个人感怀，跳出渺小的疼痛感和恐惧，直面病痛和死亡，让医学在“科学”和“人文”之间博弈，从而澄清医学的真正价值和局限性。同时，他并没有将这种思考仅仅停留在思辨的层面，而是将其进一步现实化和社会化，理性而饶有趣味地探讨了一系列因医学适应社会需求而诞生的新产物和新气象，并尝试解决在我国社会盘踞很久的医疗改革和医患关系的难题，将思辨落到实处。

人文茶缸里的医学

关于科学和人文的论争已经持续了很久，几乎成为了永恒的话题。这种论争基本上从文艺复兴以后自然科学的疾速进步就开始了，特别是在现代社会科学与人文的共同繁荣，逐渐演变成“重证据”、“重实证”、“重数学”的思维范式，甚至是“科学万能”、“理性至上”的风潮——这种局面引起学者们焦虑和反思，所以有了法兰克福学派对“工具理性”概念的提出，用这一概念指出科学已经由解放人类的助手变成奴役人类、控制人类的枷锁，“理性”也完全转变成配合人类“控制自然”的野心的工具。之后又有了后现代思想学者的批判，认为自然科学是无法追求到真实的客观规律的，也就是无法追求绝对真理的，充其量只是追求了打上商品烙印的“效率”。对于这种困境，法兰克福学派和后现代学者都端出了“人文”（或者称作“以人为本”）作为解决办法：前者是从艺术中探询同主、客观统一截然相对的“非同一性”，后者则是张扬以冲动、刺激、想像力为鲜明标记的“非理性”。这些都是极端强调“人文”和“科学”之对立的。

初看这本《医学人文十五讲》，我以为作者的思路如果纳入谱系图中的话，也是偏向用“人文”来治疗、甚至拯救被“技术主义”搞得矫枉过正的自然科学；在作者这里，“自然科学”的代言者便是医学。但很快，我发现作者的思路远比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论深远得多。按作者的说法，“医学”首先是“人学”，因为它和人自身息息相关；同时，“医学”又不同于任何一门人文科学，它必然遵循物理学、生物学的客观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又是科学的。所以，作者在书中从没有把“医学”简单地归为“自然科学”，更不存在急功近利地用“人文精神”纠正它的意图。作者的态度，始终是在“人学”和“科学”的两极之间自由滑动，贯穿这两极，正是他探讨一切问题的基点。

这样在两极中“滑动”着进行讨论，目的不在于一边滑动一边为“医学”寻找在“科学”与“人文”之间的中点，从而让“医学”处在一种平均主义的位置；也不在于找出一个“黄金分割点”，让医学在“科学”和“人文”之间寻到一个完美比例。我想，这样数学性的精确并不是作者想要的。在作者那里，“医学”始终是无法被准确定性的，“科学”和“人文”永远是“医学”内部的两大构成，时而此消彼长，时而共生共荣。为此，作者用一系列比喻描述二者微妙的始终处在变动中的关系。

其一是“混帐说”。这一“混帐”，意在清算“医学”定性的“帐”。从广义上说，将“医学”定性为“科学”是没有疑义的。“但如果遵从严格上的‘科学’传统与立场，医疗活动中的许多程序与内容是必须‘入另册’的。”具体来说，作者举了“病因”一例：如果从绝对科学的角度看，“病因”的产生一定且必须是客观的，有严密的因果链条。然而医疗活动中，往往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个体人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造成的“特例”。在这个意义上说，任何对病因的因果分析都可能是“推测性的”、“或然的”、“片面的”。同时，每一个“病因”都有可能牵连出一次个人的人生经历、或一个精神事件、一个社会事件。因此，“医学”的定性永远是“混帐”，它一头拉着生物学意义的还原论，一头又扯着涵盖心理、社会、人文的非躯体领域，从而无法归类。这也就是我前面理解的，它永远在“科学”和“人文”之间自由滑动，作者的目的是指向科学与人文在研究本体上的融合。

其二是“颜色说”。作者用数种颜色比喻医学的数面特征，赋予“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医学内涵。医学的“红色”是社会公共愿景，是救死扶伤的博大和热忱。医学的“绿色”是和大自然的息息相关，是生命力的象征。医学的“蓝色”是除生理治疗以外的心理关怀。在赋予医学“颜色”的象征含义时，作者仍然是在“科学”和“人文”两个维度上展开的。比如“绿色”，它在“科学”的维度上意味着“自然主义”，因为早期的药物大多数都来自生鲜草木；在“人文”的维度上则意味着来自“人”自身的蓬勃的生命力和摆脱束缚、追求本性的人文主义诉求。再比如“白色”，在“科学”的维度上，它有一种否定倾向，是对如今医学中愈演愈烈的技术主义体现出的肃杀、冷漠和消费主义体现出的急功近利持批判态度；而在“人文”的维度上，则是赞扬和崇敬，是向医学精神的纯洁、纯粹致敬，同时还有对医学领域仍不可知的内容的敬畏，这是一种肃穆的白色，带着丝丝点点的恐惧和寒意。这些“颜色”鲜明地标识出医学内部的不同疆域，让医学呈现出色彩斑斓的景象。

此外还有“向度说”：用物理学中表示方向性的“向度”概念，为医学的发展提出了两个方向的延展可能，即“知识技术化”和“知识思想化”。对这两个“向度”，作者并没有厚此薄彼，而是强调真正具有现代性的医学，该是“有用”（技术向度）且“有根”的（人文思想向度）。“根”存在的意义并不是作“技术”的催化剂，而是让我们转换坐标，豁然开辟另一向度的洞见。

最后是“外衣/内衣说”。在离我们最近的100年里，医学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变化。尤其对于中国医学来说，医学知识的传播和医学技术的翻新给“中国医学”添了一件又一件“外衣”。在我们疾呼改良、甚至取缔中医的进程里，我国的医学被“西装”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从治疗方法到医院管理，再到医疗体制改革，人人举着“全盘西化”的大旗。近些年来，传统文化中的精髓逐步引起人们的重视，于是我国的医学又被匆匆忙忙罩上了“唐装”，用传统的中医方法补西医的“漏”和“陋”。然而这些统统被作者归入“外衣”，按我的理解，就是说它们统统还是技术层面的内容——我国的医学始终缺了“内衣”。这内衣是什么？是“终极关怀”，是“宗教情怀”，是“一份对人类生命的无限虔诚与热爱”。然而这件“内衣”是步履匆匆、绝尘而去的自然科学遗漏在地的，只能靠“人文关怀”来拾起。其一以贯之的逻辑原点依然是科学与人文的相互渗透。

作者用这么多生动的比喻阐释了医学的面面观，最后，它仍然用“比喻”的方法勾画出它心目中现代医学的宏伟蓝图和终极理想。一个是“艺术化的医学”，一个是“博物化的医学”。“艺术化的医学”以传统中医为范例，因为在中医里，就有“医者臆也”的心法。这里的“臆”，同样可以理解为“艺”，意思是超越技术主义和功利主义，保存艺术中关注“人心”自身的温情和温度，也保护好类似于艺术世界中对审美对象的距离感和暧昧的、不可言说的情愫，这种情愫来自对不可知的承认，因此营造出一种朦胧的、游离的美好氛围——这些恰恰是在鼓吹“一切可知”、“科学万能”的现代医学视野里难以寻觅的美感和道德感。“博物化的医学”则更强调视野的扩大和价值观的转向，不是紧紧盯着技术进步，用医疗成果甚至医疗利益来衡量价值，而是让视野升腾起来，变得“博”且“杂”，看到生命的真意和深意，看到人心像世界一样广博。

故事中的智慧因缘

如果上述一番思辨稍显晦涩或稍有拗口，那也不要紧，作者还在书中举了很多生动有趣的例子来作进一步阐释，诸如“医学家的传记”（包括从鲁迅、郭沫若到毕淑敏等弃医从文的大作家）、“萨斯事件中的医患关系”，以及“当代药物史与裤裆里的革命”。其中《魅力无穷的‘伟哥’》一篇最令人拍案叫绝，它如此举重若轻地为“医学”、“科学”与“人文”三者的关系画了一张示意图。

“伟哥”的诞生为20世纪的人们打造了一场盛大狂欢。但首先要指出的是，它的诞生并不是现代医学锐意进取的产物，而是一次医学偶然，它的独特功能是在一种扩张冠状动脉的新药失败后额外发现的“附赠品”。因此，我认为，它首先就是一种对医学（或科学）单向度线形进步的否定，暗示医学也有迂回，而迂回之处未必就没有风景。作者在提及“伟哥”的诞生过程时并没有提到我生发出的这种解释，但我想我的说法他应该会同意。

伟哥的诞生，首先带动了人类的生理狂欢。阳痿的躯体在药物作用下终于可以重新体会人生而为人的纯生理乐趣和纯生理权利。然而，医学的特殊性在于，它的作用永远不会是纯生理的，肉体先于精神，精神紧随其后。因此，“伟哥”真正的狂欢意义在于它让广大有难言之隐的男性摆脱了“精神阳痿”，重拾各方面的自信和活力，还让无数分崩离析的夫妻情意复燃，无数几乎解体的家庭焕发生机。所以，伟哥体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人文关怀，对男性生理疾病的疗效似乎尚在其次。

作者称它为“奇迹”，但并没有忽视它的弊病。从纯科学的、纯生理学的角度说，“伟哥”的弊病之一是它的药物副作用：“在美国，已经发现因服用‘伟哥’而导致心脏性猝死的病例……超过100例。”如果从科学和人文的二维角度看，“伟哥”的弊病就更深。人类的一切生理行为，都不会是纯生理的，性爱行为尤其如此。它有着深远的心理学、社会学内涵。即使从最简单的层面说，它也应是双方灵与肉的琴瑟合鸣，有“爱”才有“性”。然而，“伟哥”在赐予男性强有力的性能力的同时，让性爱一点一点变成了一场“生理秀”，没了生机和情意，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机械化、技术化、竞技性的铿铿作响的动能。作者如是说：“如果有一天，全世界的男人都在夜10点服用高效的‘伟哥’药丸，集体回复到十八青春，随即像运动员一样强壮，去完成一套高难度的性爱竞技，将是一件多么乏味的生活景象。”

看到这里，我禁不住掩面而笑。也正是在这种笑里，医学同科学、人文的关系昭然若揭了：任何医学成果，都会在“有效”的同时，生出“有害”的一面。不论是“有效”或“有害”，都始终是两个维度的，即生理的和心理的，换言之便是科学意义上的和人文意义上的。与此同时，医学成果总是存在着一种危险的倾向，即用“技术”超越“人伦”。人们非常容易掉到这样的陷阱里，被体现科学进步的“技术”俘虏了，而忽略饱含人类温情的另一边。因此，“人文”的存在便是要时不时警惕医学，或者说人性本身，向“技术主义”的一侧极端冒进。

除了“示意图”，作者还为他的形而上观念思辨找到了一处“着力点”，即为医患关系难题找到了出路。作者用《妞妞之死与医学的人性温度》这一讲充分展现出当今医患关系的恶劣——更准确地说是医生“关怀”的缺失和患者“权利”的丧失。同时，他分析了这种现状的幕后“黑手”。我总结了一下，大致是以下三点：技术崇拜、过度干预和消费主义。“技术崇拜”使得医生过度信任医疗器械和客观数据，完全忽略病人的感受和需求。“过度干预”使得医生信奉“科学万能”，却不肯承认永远存在科学、医学无法企及的领域，不承认“不可知”，因此在治疗过程里胆大妄为，从而造成创伤，这种创伤是生理、心理双方面的。而“消费主义”在当今尤为明显，当医疗体制日益市场化，“利益”成为了唯一的关键词，职业道德日益沦丧。我曾在医院陪伴父亲走完最后三个月的人生里程，深感这样透彻而深邃的讲解非熟稔医学技术和医疗体制的行家而莫为。当然，作者绝不是盲目的悲观主义者，他以“萨斯”为例，看到了在非常时期里闪闪发光的医患关系，看到了无数纯洁高尚的医护工作者。这无疑是希望之所在。

人文地图与解剖图

曾有一位学者说，文学对于人的意义相当于一张地图。当我们还没完全进入生活的时候，我们需要文学这张地图，让我们了解到生活的大致情景，诸如哪里有山川，哪里有河流，哪里平坦，哪里陡峭。然而随着年龄增长，我们渐渐不需要这张地图了，因为我们已经从生活的表层进入到内里，我们需要的不仅是了解大概，而是探究细节，所以我们不再需要文学，而需要哲学。

在阅读《医学人文十五讲》的过程里，尤其当读到最后一讲作者以文学为话题时，我不禁想到，上述一段话，如果把“哲学”换作“医学”或许同样适用。人们对病痛甚至死亡的阐释，无非是两类：文学意义上的和医学意义上的。文学阐释是一张“地图”，我们可以宏观地了解大致，或者在制高点上鸟瞰；医学阐释则是一张“解剖图”，我们可以凭借它将病痛、死亡条分缕析。

对于我这样的文学系学生来说，我对病痛和死亡的最初认识完全来自文学作品。作者在书中提到的史铁生，曾一度是我十分钟爱的作家。他的作品向我展现了被病痛撕裂开的血淋淋的残酷人生，同时他在苦苦挣扎中总结了自己的一套人生哲学，这些对于我是陌生的，同时又有启发意义的。但是当我长大后，接触到真正撕心裂肺的病痛，遭遇亲人的离世时，我觉得以前读到的作品已经不够有说服力了，因为似乎和真实隔着一层。我真正想了解的是生物学、医学病理学对疾病的精确阐释，以及它们为人类抵抗疾病、推延死亡提供的出路。但我一无所知。这成了我所以一口气读完这本书的情感原动力。

反之亦成立。对于医科的学生来说，如果他们不是业余文学爱好者，那么疾病和死亡就是他们课本上的一切数据和图解，是僵硬地摆在面前的尸体和解剖图。这样的“解剖图”让他们非常精准，他们的视野里是绝对真实，最近距离地直观疾病和死亡。然而他们很难有文学作品中升华了的“关怀”和“关照”，他们对病痛的排解只能停留在技术层面，不可能成为醍醐灌顶、涤荡心胸的精神启示。而这本《医学人文》为他们提供了医学教科书和医学院实验室所没有的人文蕴涵和哲学启示，这也成了他们喜欢它的理由。

但并不是说“地图”和“解剖图”是矛盾对立的。在当今这个开放的知识爆炸时代，我们可以轻易拥有足够的资料作为支撑，看“地图”或看“解剖图”，都随心所欲。只是我们要时刻意识到，“地图”和“解剖图”是始终并举的，缺一不可。就如同医学中的“科学”和“人文”两种因素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