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细微处见真知
京城六记 金 涛 2017-02-23 21:21
日前，赵洛兄打电话约我在琉璃厂荣宝斋门前晤面—如今同住一城，因相距甚远，交通不便，很多老友见一面甚难，这也是城市大，“大有大的难处”。见面后，赵洛兄头一句话是“别来无恙？”两年前也是他约我去白云观，为的是寻访赵孟頫题写的一块碑，此后两年未见面了。这回，他将散发油墨香的新作《京城六记》相赠，看见这位八十有三的老学长仍然孜孜不倦，不断有新作问世，在下实在汗颜。
所谓“六记”，即“春明书话”、“英豪留影”、“幽燕拾遗”、“皇城故事”、“幽燕拾遗”、“文化点滴”六个部类，集中代表了一位终生“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资深编辑的治学心迹。作者在“开头的话”中说：“笔者从二十岁就学北平，入京近六十年了。20世纪50年代初入北京出版社，编辑北京地方文史书籍…从此和北京古籍结了缘。” 赵洛是北京古籍出版社前总编辑，也是北京史专家。他主持、参与校订、标点的北京历代古籍，如今已是治北京史地的经典，而他本人更是痴情于古都悠久文化，虽耄耋之年，仍爬梳古籍，遍访陋巷，偶有所得，不胜欣喜。作者自谦“所得残缺零散文字，只是史家的拾遗补阙”，依不才之见，他的许多真知灼见，不仅道前人所未言，也为北京史的研究开拓了新的空间。
北京是历史大舞台，也是文化积淀异常丰厚的学术宝库。3000多年漫长历史，汉族与少数民族你来我往的改朝换代，不知在这个舞台上演绎了几多争霸称雄、血雨腥风的戏剧。如今北京史研究也日渐兴隆，关于北京方方面面的著作汗牛充栋。只是多年因袭的传统使然，历来北京史的研究一直依循时空两条线发展，史家关注的热点，或者按历史沿革从空间上追溯城市的历史变迁，或者沿朝代更迭从时间上盘点宫闱纷争的血腥，以及与此相关的君臣恩怨、宦海沉浮。
这固然是治北京史不可忽略的重点，然而历史是包罗万象的，在改朝换代的大背景下，却也衍生出鲜活的生活场景：艺术的兴衰，文人的沉沦，仁人志士的遭际，市井小民的命运，无不在北京历史上留下深深印记。只是时过境迁，大多堙没在历史风烟之中，日渐被人遗忘。
赵洛治北京史另辟蹊径，他擅长从历史细微处发掘，探究他人忽略处，见微知著，别开生面，因而往往极富真知灼见。譬如写《元曲四题》，先是考证大戏剧家关汉卿创作繁荣期，始出于蒙古占领下的金中都（今宣武区），对胡适先生根据关汉卿作《大德歌》而定关汉卿活跃于元成宗的元贞、大德年间提出质疑。作者指出，1271年忽必烈方建国号大元，1272年宫殿、城垣建立，方名大都，到1283年官衙、商铺、居民迁入。而关汉卿创作的鼎盛时期，元大都尚未建，故结论自然是此前的金中都，如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说：“关汉卿生于金代，至世祖中统之初，固已垂垂老矣。则其创作之时，必在金天兴（1232年-1234）与元中统（1260-1264）间二三十年之中”。
又写金初女真人攻入北宋汴京，将开封的杂技、说话、弹筝等艺人一百五十余家掳掠至中都，奠定了金中都戏曲文化的基础。金元之际，蒙古大军攻陷中都，攺称燕京，宫殿残破，城垣尚存，市肆依旧。城中辽金旧族尚存，蒙古新贵骤增，各方商贾涌入，战乱中的燕京竟畸形繁荣起来。“白骨纵横似乱麻”、“红粉哭随回鹘马”，在这兵荒马乱、骸骨遍野的年月，许多战乱中被掠掳的女子沦入教坊卖笑为生，落魄的文人混迹于勾栏瓦舍，于是宋、金兴起的诸宫调、套曲至中此演化为杂剧、院本纷纷演出，导致元曲的兴起。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等便是他们中的大家。
蒙古人定鼎中原、大都建成后，因祭祀天地、为帝后娱乐之需，礼部教坊司设云和署、兴和署及祥和署，都是各有几百号人的专业剧团。教坊官妓除为宫廷演出，也在勾栏、市肆、戏棚演出。而大批富有才华却无出路的元曲杂剧作家，与教坊关系甚密，他们或担任教坊管理人员（称“管勾”），或为教坊名角的老师，为她们写剧本，一起同台演出，而她们的不幸身世也往往成为元曲杂剧作家创作的素材。作者并指出，今东四胡同北有一条本司胡同，即教坊司。本司胡同北有演乐胡同，南有内务部街，原称勾栏胡同，附近还有宋姑娘胡同、马姑娘胡同、粉子胡同，皆元代教坊司遗址。
《元曲四题》着墨不多，却从北京城的演变、朝代的兴亡中，勾勒出与唐诗、宋词并列的元曲的起源与兴盛，极大地丰富了北京文化艺术史的内涵，也可看出作者的深厚学养和功力。
北京的园林名胜史，过去多记清代康乾盛世的西山三山五园。《京城六记》中的《金章宗：北京名胜的开拓者》，不仅考订卢沟桥实为金章宗完颜璟所建，还列举钓鱼台、万宁宫（今北海公园）、玉泉山芙蓉殿、香山寺（又名大永安寺）、大觉寺的清水院、法云寺的香水院、玉泉山下的金水院（今颐和园）、温汤院（今温泉）等与章宗的历史渊源。金章宗明昌时确立的“燕京八景”即是居庸叠翠、太液晴波、琼岛春阴、蓟门煙树、西山积雪、卢沟晓月、金台夕照，明人写“西山古迹多金章宗所建”，当是有根据的。这就进一步明确指出，北京的园林名胜早在金代已颇具规模了。
北京各博物馆收藏历代朝廷皇家的珍贵文物数量之多为全国之冠，在《保护文化的刘彥宗和耶律楚材等》一文中，作者写战乱峰火的动荡年代，一些有识之士力保文物典籍不致毁灭的史实，颇有新意。历来太平盛世收藏文物不足为奇，倒是动荡年月保护文物典籍难能可贵，至于太平年景自毁先人遗存则令人匪夷所思了。金天会三年（1125年）金军包围北宋京城汴京，刘彥宗要求金军统帅宗翰、宗望将汴京的城池、宫殿、园囿全部描画下来，并将图书、典册、袞冕、乐器以至工匠、御医、乐宫等掳来，从而使宋代的文化得以保存。元初，蒙古军队再围汴京，大将速下台欲屠城。耶律楚材力阻屠城，说：“奇巧之工，厚藏之家，皆萃于此，若尽杀之，将无所获。”因而使汴京百万人获救，也因此保存了中原文化的精英和无数文物典籍。清初吴梅村诗：“金元图籍到如今，半自宣和出禁林”，说的就是明代内府图书大半是金初从宋徽宗府库移来，这中刘彥宗、耶律楚材及元初大将张柔、伯颜等人功不可没。
《京城六记》以随笔的形式，写北京的沧桑巨变，探历史之幽微，独具慧眼，别有韵味，喜爱探究北京史地的读者不可不读。本书的内容虽然属于人文历史的范畴，对于研究自然科学的人也值得借鉴，特别是其中渗透的另辟蹊径的研究视角，不必在前人和同辈拥挤的独木桥上讨生活的治学方法，至少对我是很受启迪。
（《京城六记》，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文津出版社，2007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