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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态平衡”的灾疫预言

——论王晋康小说的疫情书写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 史鸣威 2021-07-30 19:12

2020年,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新冠病毒逐渐席卷全球。截至2021年2月22日的数据,全球累计确诊患者11000万以上,累计死亡患者240万以上[1]。并且,新冠肺炎疫情仍未远去,仍在冷空气里伺机卷土重来。面对如此严峻的疫情,许多人都产生了恐慌和焦虑。“疫情文学”成为人们疗愈心灵的良药,读者可以从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的《鼠疫》(La  Peste)里反思瘟疫时期透露出权力机制的诸多问题,感受到主角里厄医师身上的大无畏精神,可以在胡发云的《如焉 @sars.come》里体悟瘟疫时期人性的异变和群体恐慌气氛,同样可以在池莉的《霍乱》中感受临危受命抗疫英雄的大将风采。凡此种种疫情书写都为社会对抗新冠病毒的汹涌来袭提供了人文精神的支撑,而王晋康却以其富于科学精神和哲理思考的“疫情书写”展现了文学能体现的不同质素。在王晋康的“疫情书写”中,包括天花、埃博拉等一系列令人闻风丧胆的病毒同样引起社会巨大恐慌,但叙事者及主人公常拥有亿万年的大历史视野,能够在整体的生物圈动态平衡的结构框架中认识“病毒”,并由此得出结论:不能对病毒赶尽杀绝,更不能利用现代医学的诸多药物削弱人类本身的免疫系统,要维持人与病毒的良性竞争的动态平衡,否则病毒的威胁将持续存在,卷土重来的病毒甚至会摧毁人们所仰仗的现代医学大坝。而结合2020年的诸多事实,不得不说王晋康的疫情书写具有某些复杂的内涵,一方面,其疫情书写成为未来生态社会的一种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成为预言和警钟;另一方面,科幻毕竟超脱了具体现实的限制,未来尺度上可以实现的设想在特定时期里反而会遭遇难以详尽的伦理危机。

一、共存与竞争:病毒参与的“生态平衡”想象

众所周知,人类与病毒的斗争史充满了残酷和无奈。远古先民因为医术不够发达,瘟疫横行之时就只能听天由命。中世纪肆虐于欧洲的黑死病造成数千万人的死亡,欧洲大陆近于人间炼狱。1918年大流感席卷全球,造成数千万人的死亡,与之相比,我们面对新冠病毒就不再束手无策,现代医学的发展居功至伟。梳理以往病毒传播历史,人类利用现代医术的发展,限制病毒传播、消灭病毒(如天花),本身有着毋庸置疑的正义性,然而王晋康小说中的“疫情书写”恰恰质疑了“消灭病毒”的“正派”作风。

《十字》以梅茵为中心叙述了“十字”团体瞒着社会致力于减弱天花病毒的毒性并使其传播的故事。十字组织主要诞生于这样一种思考:“人类有无权力擅自判决哪个物种是敌对物种,并褫夺它们在自然界生存的权力①。”[2]10为这种宗旨所驱动,又恰逢苏联解体,梅茵远渡俄罗斯,在斯捷布什金研究员的帮助下把世界上仅存的天花病毒通过走私带回国内,而斯捷布什金也为此内疚自杀。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梅茵终于制成减毒版的天花病毒,并和十字组织在给孤儿院的生日蛋糕中将其投放,引起了一场小范围的天花流行,造成了养女小雪的麻脸和老马的死亡。但是叙事转向一种非道德批判的立场,减毒的天花病毒造成的人员伤亡相比于真正的天花病毒微乎其微,并且在多年后帮助东京数百万人免于烈性天花病毒的“恐怖袭击”。可以说,将天花减毒并使之在自然界存在的策略行之有效,帮助几十年后的东京免去了炼狱之苦。至此,叙事者所有的情节描述可以形成一个合理而严谨的逻辑。人类应该在病毒来袭之时保证种群的安全,这是人类的生存权,但是病毒也有其生存权,必须出于一种生态主义的立场加以保证,而前者与后者似乎是一对矛盾,但也浸润了辩证法的精神。如果病毒完全被消灭,人类再经过几十年真空期,在下一次“病毒”来袭时反而没有医治的材料,因此,完全灭绝病毒,反而有害于人类的长期生存。而若要保留病毒,则要通过现代技术的手段对其毒性加以削弱,以求达到一种对人类群体的利益最大化。也正是在这种与狼共舞似的“生态平衡”逻辑上,《十字》的疫情书写才超越以往疫情文学现实人生的微观视野,形成一种宏观的大历史、大生态视野。

如果说《十字》从“共存”的生态视角书写疫情,《生死平衡》则是从“竞争”的进化史角度敲响了警钟:人类不仅应该与减弱的病毒共存,以维持整个生物系统的丰富与多样,而且应该保持自身千万年来与天争胜的生命活力。在与病毒的斗争里,人类不应过分依仗药物抗毒的外力,而是激发古老传承的免疫系统战胜对手,展现竞争的意志。小说里,一场烈性天花病毒席卷了科威特,而这是某国的“新月行动”,面对天花病毒的肆意传播,现代医学专家们只能以最快速度制作疫苗提供给未感染者,而对已经感染的患者却束手无策,只能仰仗病人自身的免疫系统。对于已经感染的数百万人只能听天由命,无疑也是一种无奈的残忍。而这时,皇甫林祖传的潜能激活药剂大放异彩,在这种激活免疫潜能药剂的帮助下,利用天花病毒实行生化袭击的“新月运动”当即破产。因为免疫力的增强,无论敌对组织如何让病毒变异,感染者的比例都大大降低。就这样,在人与病毒的搏斗中,在残酷的生死平衡里锤炼而成的人体“免疫系统”最终战胜了邪恶势力的病毒与阴谋。《生死平衡》警示人类珍视千万载传承的免疫系统及其代表的生命活力,通过药剂激活潜能确实略显超前,但是对于“科幻文学”而言,这种预言式的书写有其启发意义。如果回到人类进化的大历史视野来看,抗生素泛滥等一系列现代医学的弊病确实不利于人类自身的健康发展,并且,在人工智能热愈演愈烈、“脑机融合”成为现实、“后人类”提上议程的21世纪,思考一种药剂对人类本身潜能增益的可能性及其存在的价值,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王晋康小说哲思之深刻与长远。

但是,在肯定《生死平衡》《十字》里的生态平衡观念及其作为科幻小说的启发性的同时,也不能忽视《生死平衡》里“平衡医学”遭到的质疑,更不能忽视“潜能药剂”“低烈度病毒”可能面临的公正难题和伦理危机。首先,在现代医学视野里,“平衡医学”的理念有着一定的学理漏洞。原因在于,一方面,现代医学对病毒的抵抗一直依仗病人自身的免疫系统,所以并不存在对病人免疫系统的忽视;另一方面,潜能药剂所需要的技术显然需要跨时代的技术变革,像小说中“潜能药剂”仅仅依靠皇甫家区区几代人就能大获成功,事实上只能是一个美好的幻想,只能展现科幻与现实的重大差异。举例而言,人类史有多少关于月亮的奇思妙想,但是真正实现登月也只是近五十年的事情。其次,潜能药剂的出现必然会带来社会的公正难题,谁将优先使用,谁能够负担起药剂的昂贵费用,都将在不同的社会体制中出现不同的结果。小说忽略了对公正难题和伦理危机的聚焦,只是将皇甫林这类人的善心义举当作问题的“答案”,令小说丧失了一些普适性,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再次,《十字》中的生态观念事实上与“群体免疫”有所相似,小说中弱化版天花病毒的传播也造成了个别人物的死亡。显然,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梅茵的行动是否成功,而在于能不能为了人类整体利益忽略个体的主观意愿。而且,梅茵的行动并不符合常规的科学伦理,并未寻找心甘情愿的志愿者,当实验出现纰漏,造成不良后果,梅茵自然会遭受伦理的审判。因此,在承认《十字》生态平衡理念具有长远意义的同时,也不能否认梅茵等人的行动在小说里就已经遭受社会伦理的质疑,更不能否认他们的行动在当今现实世界中必将面对更多的困难与伦理危机。作为科幻文学,这两部作品在虚构现实的同时也拥有真实性。王晋康的疫情书写给我们带来悖论性思考,可以成为切入科学与伦理等诸多话题的契机,其价值已经超过具体文本观念的传播。

二、“特立独行”与“圣者仁心”:“先锋”英雄的人格塑造

《十字》中有一处细节,“十字”组织成员佩戴的高科技十字架异常精致,刻有一行英文字母“敬畏上帝”,表面上是代表信仰的饰品,但实际意义不局限于基督教,因为“十字符代表人类早期对自然力的崇拜”[2]26。然而十字架内部却通过机关暗藏钨单晶体制成的双刃短剑,“剑身完全透明,微微泛着乌金的光泽,用肉眼几乎不可见”。[2]24这一短剑可谓削铁如泥,能够轻易地切掉手指乃至钢铁。精致复杂的“十字架”是一个隐喻,象征着小说里的人物。梅茵对十字组织的宗旨有着坚定的信仰,她始终追随义父的脚步,不断推进目的为“保全病毒”的危险活动,为此不惜通过走私将天花病毒带入国境,不惧法律惩罚投放弱化的天花病毒,甚至牺牲养女的花容月貌。梅茵为代表的十字组织成员行事有超越世俗道德规范的一面,小说中的赵与舟教授则是干脆将之封为“扫把星”。然而,正像十字架是矛盾的综合体,梅茵的“特立独行”背后却也怀着“圣者仁心”。就养女而言,梅茵亲手将病毒投入生日蛋糕,造成小雪的毁容,无疑也是在自己的心上插了凶狠的一刀,毕竟小雪是她最疼爱的养女。就人类与病毒而言,减弱病毒毒性并非只是对病毒的怜悯,而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谋远虑,东京恐怖袭击事件的爆发,天花病毒威胁几百万人的生命,无毒性的天花病毒大放异彩,顺利解除天花危机,也印证了梅茵等人未雨绸缪的重要性,也在某些侧面反映了主人公的仁义和公心。可以说,叙事者通过多个侧面塑造了一个“先锋”英雄,特立独行,采取霹雳手段推进信仰的事业,但这些行动又是出于菩萨心肠。其事业不被常人所理解,所以成为“先锋”,其人格足够伟大,所以堪称“英雄”。

《生死平衡》中皇甫林放荡不羁,完全与现代医学划清界限,治病救人仅仅依靠祖传的潜能药剂,这当然是一种故作姿态,暗藏着逆反的情绪。皇甫林通过医术赚钱,之后便周游各国,可以说挥金如土,完全是个风流浪子的形象。如果潜能药剂未能治好首相之子法赫米的顽症,皇甫林恐怕只会被认为是个江湖骗子。然而潜能药剂不仅轻松解决法赫米多年的痼疾,还大大提高了数百万感染天花病毒的患者的生存概率,这不得不令人刮目相看。抛开皇甫林浮夸张扬的一面,可以发现人物为人处世所展现的医者仁心。皇甫林治病救人并不收固定的数额,而只收病人半年的收入,“那些衣食不足的病人实际只象征性地交几个钱,富人则被狠狠地宰一刀”[3]。联系如今的社会现实,虽然医疗技术尤为发达,但仍有大量的病人被高额的医疗费拖垮,不得不求助于公益性的众筹,例如近年来非常火爆的“水滴筹”“轻松筹”。像皇甫林这样的侠医,自然令人敬佩。文本还有许多细节体现了皇甫林这一人物作为医者的仁爱之心,回国之后的皇甫林得知科威特发生重大疫情,不惧危险即刻启程,只为尽一份力量。在疫情解除之后,皇甫林因为遏制了“新月行动”而被敌对势力视为眼中钉,被俘虏后的皇甫林有机会亲手杀死罪魁祸首萨拉米,但是作为一名有道德的医生,他仍然为萨拉米注射了真正的药剂。可以说皇甫林虽是风流浪子,浮夸张扬,但放荡不羁的外表之下却有着一颗赤诚的医者仁心,也因为如此,皇甫林也堪称一名“先锋英雄”。

王晋康小说的疫情书写塑造了一系列富于牺牲精神的“英雄人物”。与传统的魅力英雄相比,这一系列的英雄人物展现出更多会引起争议的特质,从而形成一种复杂的人物形象。这种人物构想的复杂性并不仅仅在于符合情节发展的逻辑,而是在于营造人物性格的多样性,使小说人物深入人心,进而为科幻小说史贡献一批值得铭记的人物典型。过于超前的科学思想常常无法获得普通人的理解,践行信念的英雄人格自然要有特立独行的魄力。然而又与偏狭极端的反社会人格相区别的是,为理想而献身的“先锋英雄”大多心存一种形而上的理念,这些理念因遵循自然法则而显得尤为坚实有力。举例而言,梅茵所信奉的生态主义就呼应了自然界的平衡准则,正如老子所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道则不然,损不足,奉有余。”[4]因此,建立一种和谐的人地关系,坚持生态立场,才是回归真理的正途。理性之“真”与道德之“善”在根本上并不冲突,故而先锋英雄们所坚持的真理往往结出“大善”的果实。正因为如此,“先锋英雄”人格特征的复杂性促使文本生成了一种科幻的真实性,科幻世界便不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三、“未来志”与“启示录”:文学敲响社会的警钟

2020年是使人彷徨与无奈的一年,席卷全球的新冠病毒给所有人沉重一击:人在自然力的面前仍是脆弱的,社会又一次认识到保护生态、自然的重要性。回顾人类历史上的病毒传播,野生动物常常成为病毒传播的中间宿主,而国内长期流行食野味的陋习,又为病毒传播提供了温床。因此,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无疑是警示社会敬畏自然、尊重生命,无节制泛滥的欲望将会把人类推入绝境。2020年发生的一切,令人静下心来深思王晋康小说疫情书写的价值。王晋康小说里所想象的未来,也因现实世界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具有某种真实感,从而警醒人们思考科学与伦理、道德与自然之间复杂而多变的关系。因此,王晋康小说的价值不只是呈现一种科学幻想的未来志,也不限于营造奇特而引人入胜的情节,叙事者并不“以色娱人”,而是融入深刻的科学、社会与人生的哲理思考,从而拥有开拓视野、启示社会的价值。

首先,王晋康的疫情书写将“生态平衡”与未来想象联系起来,从独特的视角书写病毒、看待病毒。病毒便不再简单地被视为“死神”的代言人,而是成为生态圈的重要成员,这里蕴含“敬畏自然”的生态观念,对如今滥用技术、为发展而牺牲自然的现代社会而言,无疑是敲响了警钟。在面对天花病毒的时候,绝大多数人所能想到的是赶尽杀绝,用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去思考人与病毒的关系,往往短时间内行之有效,但却为可持续发展埋下了隐患。减弱毒性的病毒能够得以保存,不仅维持了大自然的丰富性,而且为预防下一次疫情的暴发奠定了基础。王晋康的疫情书写正是提醒人们,要将目光投向更遥远的未来,从未来史的角度去确立当下的生活准则,其内质无疑是具有理性精神的涵养,也无疑是具有社会性的启示意义。

其次,一系列“先锋英雄”的塑造可以引起有关科技与伦理的思考。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工智能呼声愈来愈高,克隆人也成为科幻作品的常客,转基因技术也早已应用于农业领域,现实版的“钢铁侠”埃隆·马斯克(Elon  Musk)也于近期宣布“脑机”的重大进展……这一切重大的技术推进似乎昭示一个伟大而幸福的时代即将到来。然而,令人无法忽视的是,技术的飞速更迭却在强有力地挑战甚至撼动人类传承已久的伦理道德规范。就以基因技术为例,目前在人类身上使用基因技术仍是伦理禁区,因为前者违背了社会公众所坚持和信奉的人文主义精神,一旦基因技术放开,人类也就再难称得上自由与平等。因此,在“后人类”时代即将来临的时刻,人类所面临的技术与伦理的难题是需要不断讨论的重大问题。而在王晋康疫情书写中,“先锋英雄”的意义在于展现科学与道德融合的可能性。汉斯·约纳斯(Hans Jonas)认为:“无私的、具有长远目光的责任政策在科学的控制中、在最可能重视科学自律的前提下显示出来,只有在自律中,科学才会保持长久不衰。从科学自身看,这种自律必须向公共福祉和人类事业开放,责任就这样深入到研究的心脏,这种对技术成果的责任必须按照事情本身与研究方面的法庭一起分担。”[5]质言之,技术的推进也许正如小说所描述的那样要打破常规,要违背一些表面上的条条框框。而且,这些教条也只是伦理道德的具体形式,却被人们习以为常地当作道德本身,例如中国古代腐朽的节烈观也曾被上升到天理的绝对高度。小说里技术的发展虽然打破某一时期伦理道德的具体形式,但在根本上是服务于“真善美”,服务于世间所存在的大爱。故而在这一层面上,叙事者所展现的科学与道德合二为一。一方面,梅茵、皇甫林这类人物的“特立独行”启示我们要有容忍科学技术进步的雅量,要有尊重新理念、新思想的精神;另一方面,梅茵等人身上所展现的“圣者仁心”则是在提醒每一个为理念与技术而献身的人,永远不能忘记技术的初心,不能忘记人的义务和人间的爱与正义。

再次,应当承认,王晋康对于病毒的生态立场虽在长期尺度上有利于人类的发展,但在当前的社会历史语境下必然会遭遇政治合法性质疑和伦理危机,并不足以指导当前的防疫政策。同样,想象中的“潜能药剂”也受制于社会制度,反而有可能加剧社会的不公,造成社会性问题,例如药剂优先提供给权贵,穷人买不起买不到。质言之,药剂之存在本身就对社会伦理起到不小的冲击。故此,王晋康小说的价值就在于通过想象疫情的诸多可能性,从而为人们思考科学与伦理的诸多问题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契机。

最后,王晋康的疫情书写代表着一种现实关怀的危机意识。科幻文学长期处在主流文坛之外,或被认为科学普及的工具,或被认为通俗文学的一种,与纯文学相比,其现实情怀常被看轻。然而时代的飞速发展给了科幻文学连接现实人生的桥梁,一方面,当今时代技术更迭换代迅速,“奇点”临近,指数式发展都给予每个人见证时代迅速变化的可能。因此,科幻想象并非没有现实意义的空谈,而是投往人类未来命运的智慧一瞥。另一方面,现代教育的普及也令更多的人理解技术,理解科学,能够隐隐觉察到技术对现实人生的重大影响。正是在这一基础上,王晋康小说的疫情书写具有许多科幻玄想所没有的现实感,能够警醒人们,传递有关人类未来命运的危机意识,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正是科幻写作的意义所在。

四、结语

综上所述,王晋康的疫情书写内基于生态平衡的理念,重新描摹了科幻视角的“病毒”形象,病毒不应赶尽杀绝,而应该出于维护生态多样性的长远目的,通过减弱毒性加以保留,与以往的疫情书写相比颇具新意,而且有助于推动科学与伦理、社会与自然等诸多现实问题的思考。此外,小说关注科学与道德伦理的矛盾冲突,别开生面地塑造了一系列“特立独行”“圣者仁心”的先锋英雄。英雄人物的两面性恰恰昭示着科学与道德融合的可能性,也恰恰体现了二者融合所必须坚持和信奉的信念:以现实思考与人本主义为最高宗旨。否则,科学与伦理表面上短暂的融洽只能是镜花水月、梦幻泡影。不仅如此,王晋康的疫情书写还作为一种未来启示录,作为文学预言,给社会敲响了警钟。每个人都应当在心底树立敬畏自然的理念,否则,未来人与自然之间将有可能产生剧烈的冲突,并且会导致无可挽回的灾难。此外,疫情书写也涉及社会的危机意识,这正是当今时代所缺少的珍贵精神。科幻文学是一个表面上与“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大相径庭的名词,一个近年才受到主流文艺界研究关注的地带。王晋康的疫情书写以其富于哲理的思考、敏锐的现实人生关怀,穿越了科幻与现实之间的天堑,在奉献未来想象盛宴的同时,灌注了一股股智慧的灵泉,也许这就是当今世代科幻文学的魅力。正是王晋康小说对学科枷锁的打破、对科幻与现实的跨越,愈发印证了这样一个事实:科幻不是销售快感的“文化快餐”,不是杞人忧天的“白日梦”,而是与所有人休戚与共的文学常青树。

参考文献

①编者注: 引文原如此,但引文中此处“权力”应为“权利”。

[1]数读2月22日全球疫情: 全球日增确诊近30万例, 累计超1.1亿例,英国首相公布解封计划[EB/OL].(2021-02-23)[2021-02-24].http://news.haiwainet.cn/n/2021/0223/c3541093-31987661.html?nojump=1.

[2]王晋康. 十字[M]. 武汉: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6.

[3]王晋康. 生死平衡[M]. 成都: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6.

[4]朱谦之. 老子校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3.

[5]汉斯·约纳斯. 技术、医学与伦理学[M].张荣,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本文转自《科普创作评论》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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