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普作家网 China Science Writers Association

当前我国科幻已进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特别是刘慈欣的小说《流浪地球》火爆银幕，以及《天火》荣登日本顶尖文学杂志《三田文学》（今年春季号，4月10出版），从而成为日本国际科幻专号唯一的中国科幻入选作品，并被日本评论家认为是日本当代文学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国内各界对于中国科幻给予了更大的期望，预示了中国科幻的美好前景。

但是，机遇和挑战总是并存，科幻界本身也存在着许多困惑，甚至对何为“科幻”也越发感到不得要领。刘慈欣在2018年11月的一次会议上结合自己的创作谈了“科幻”内涵的变幻莫测，并提醒创作者们不要跟风式地摹拟某种形式。对于他这番讲话的反响，可谓见仁见智，笔者先后于2月6日和2月8日两次同他电话交谈，深知他的这些想法是结合当今国际上科幻发展实际的中肯之谈。这里突出的问题是如何更深刻地认识“何为科幻”。如果我们把国际上的科幻现状和我国当下科幻实际结合起来思考，他的这些话不是空穴来风。要想迎接中国科幻更美好的明天，必须破除这些困惑。

这里，我想从人类文化符号学的视点略谈一二。

虽然人类文化符号学是显学，但与科幻联姻尚不多见。一位大师级人物——前苏联理论家洛特曼（1922-1993），他的经典著作在国内至今尚无从俄文直接译介的版本，而这些经典著作对于当今文学、艺术的重要价值决不低于许多耳熟能详的大师级人物。无论谈任何文学作品，他最突出特点体现了以“人”为中心的文学、文化观，坚持把“人”作为整个“文本”网络（内与外结合）的有机整体构成，提倡人文情怀与自然科学理性更好融汇。洛特曼认为，诗的语言（包括科幻小说的语言）并非是孤立的存在，它和其他所有的文化现象、社会现象结合为一个整体。这些文化现象、社会现象和形形色色固有的语言如影随形。冬尼亚诺夫将它命名为“系列”。比如说日常语言系列、世态风俗系列、社会系列等等，这些系列又是彼此相关，这些相关联的层次是随着时代而变化的。从素材即可窥见在作品里所反映的那一时代的诸种关系。

文学文本就是各种语言的织物。在这一情况下，即便出现的作品形式永远不变，但是它的机能已在某一时代，某一社会发生变化。比如，洛特曼在1970年说过，现在是科学时代，科学系列的现实性可从科幻小说的昌盛里得知其反映。这就把科幻作品在内的整个文学艺术都作为“人”的生命意识的体现来思考和进行阐释。

日本一位洛特曼研究家（也是洛特曼著作翻译者）磯谷孝在洛特曼的代表著作《文学理论与结构主义》一书的翻译“后记”里，结合洛特曼的理论指出：“从信息理论来说，世界乃是形形色色的信息过程的总体。主体接收作为现实意味的信息，并且发送这些信息以适应环境，以求保存自己。这也就是生命的过程。”我们对于科幻是否也可以先从这一视点来思考呢？这就是以人为本的思考。

早在20个世纪30年代，在西方哲人中如海德格尔就颠覆了西方传统的形而上观念，他把艺术创作理解为一种生产（Hervorbingen），他提出“关键在于学会在语言言说中栖居”。海德格尔把天、地、人、神作为一个网络来对待。置言之，只有让“人”重归于“人”的坐标，才能让他有生命力，不然就是自我“神化”，其实也是虚无化。笔者认为，一切文本都是人的生存意识、求新创造意识、矛盾统一意识和回归意识的诗意体现，科幻文本同样如此。

这里我们应该深入思考科幻小说的产生与科学技术对“文学”的“越界”。其实人类生活在原本并不存在何为自然科学或者人文科学的。文学艺术与科学技术是在怎样的状态下共生呢？它们必须是互补互助，但同时也是矛盾的统一，并非是静止状态下的共存。整个宇宙是个动态的整体，运动（矛盾）是贯穿一切的，只有它才是绝对真理，文学艺术必须承担起制约、调整科学技术带给人类负面影响的任务。同时所谓的人文思想也必然是你与时俱进的吸收自然科学的新成果，融为一体。在当代社会，科幻文学在这方面的作用已经充分体现出来并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当时，洛特曼将前沿的自然科学理论引进人文科学之中，还特别关注了当时新出现的控制论、信息论、量子理论，对一些文学经典作出了最前沿的再阐释。他借鉴前苏联科学院院士克尔玛戈洛夫，从统计学角度对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进行文本阐释（1963），进而论述了熵与文本的关系。洛特曼认为，克尔玛戈洛夫的熵与文本的研究很有价值，针对“符码”里的不同层面的“熵量”，“作者符码的熵量与读者符码的熵量的不同”的研究，“开拓了文本里诗与研究中统计学研究的发展方向。”在科幻文本，文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也呈现一种变动不居的状态，结合熵与文本的研究，可以作为个案。洛特曼援引克尔玛戈洛夫院士论述指出，语言的熵量（H），有两种成分组成：H1，即语义的容量，传送一定长度的文本中的语义信息的语言容量；H2，即语言的灵活性，由几种相等的手段，传送同样内容的可能性。

克尔玛戈洛夫院士指出：“语言的熵由两个值构成，一个是一定的意思容量（H1），它也可以叫做语言在一定的长度的文本里传达某一信息内涵的能力。另一个是语言的融通性（H2），是同一的内容用几个等价值的信息来传递的可能性。在这时，成为诗歌的信息源只能是H2。当H2=0时的语言，比如排除掉同一表现的可能性的学术语言，就不能称为诗的素材。”

洛特曼虽然没有直接谈到科幻文本里面的问题，但是我们马上会联想到科幻作品中自然科学语言与艺术语言（诗歌语言）的关系。如果科幻作品里满是科学术语，那只能是自然科学教材或科普书。它必须融合艺术语言“披优孟之衣冠"以达”析理谭玄”的作用，才能在一个新的文本中讲一种别样的故事。过去一直争论的科幻文本中的“硬”“软”之别，莫衷一是。如果从熵的角度来思考，我想科幻不必拘于“软”“硬”，核心在于它必须让读者有想象、再创造的空间。

科幻文学既要区别于科学科普作品，也不同于毫不介入科学的某些虚幻作品。为此，我国许多研究者、科幻作家的“科学+文艺”的表述，如果不是机械的组合而是融会贯通，那是有道理的。同时，洛特曼也指出，同一文本的熵量在作者和读者那里是不同的。如果对有自然科学含量的科幻作品毫无必要的科技知识储备，那么读起来会如坠雾中，或者跳过去，或者查找资料再读。当今的教育已处在重视综合性的时代，侧重自然科学的读者与侧重人文社会科学的读者要相向而行，由此受众将会不断增加。

文艺作品在传达信息量，包括自然科学知识的内涵上，并不弱于一般的自然科学著作。洛特曼以俄国著名作家契诃夫为例作了进一步阐述。他让读者把契诃夫的中篇小说与心理学教科书进行比较（见俄文版第35页）。他没有提及具体作品，我们不妨拿《没有意思的故事》这一中篇为例。众所周知，契诃夫在医学专业上也是佼佼者，他的许多作品，如果没有坚实的医学知识，是达不到独到、深刻的。

《没有意思的故事》的副标题是“摘自一个老人的札记”，一位德高望重的医学教授尼·司捷潘诺维奇是主人公，他的心理活动贯穿故事。在小说中，契诃夫把经典著作，比如莎士比亚的作品与医学、心理学融会其间，让人步入心灵世界的奥堂。洛特曼指出：“在很短的文本的‘场’中容纳了庞大的信息量，这就造就了艺术文本的一个特性，而且它还具有对不同程度的读者提供不同信息的能力，即适应不同程度的读者给予不同的信息，进而使读者常读常新。于是作者和读者就形成一种反馈关系。”（见俄文版第35页）

这段论述有助于我们理解文学艺术和人的精神需求的奥秘。人们可以在艺术与自然科学文本里接受不同的信息。但是必须是艺术文本的“场”具有活力，让读者历时地参与共创。自然科学话语的选择，也必然要考虑读者的接受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幻文学作品有助于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这里的核心问题在于人的思维模式的改变，而不仅是知识量的多少。

洛特曼的著作里还论述了量子理论与文本的关系，显然更前沿，另有专文论述。当今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也许从这个原因说，从科幻中寻找科学发现的灵感与过去也有很大的不同，科幻是变化的“九头鸟”，更是“跨界生长的精神树”。只要是为了人类的福祉，旨在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在“互联网+”时代，用新的方法讲好中国科幻故事，就会开创中国科幻更美好的未来。

作者简介

孟庆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春大学孟庆枢学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