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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在寻找“杨绛”，五十多年了，仍然无果。

钱钟书夫人杨绛先生离开我们已有些年了，我仍常常想起我寻找“杨绛”的事，也不知此杨绛是否我寻找中的那个彼“杨绛”。

钱钟书夫人杨绛先生

1959年我初中毕业考上高中，在四川绵阳的“绵阳高级中学校”、也就是今天的绵阳南山中学读书。正是有名的“三年自然灾害”，当时的绵阳城破烂不堪，现在的警钟街街中心还有一排房子，今日的大街是由过去的两条街消平陡坡后才扩建成现在的样子。在“大办农业”的那些日子，我们不仅饿，还得停课参加劳动，经常每个男生一上午必须从城里担一挑粪水，涉过安昌江，再爬上南山中学那一百多级石梯，不少人中途昏倒是常有的事，“抢修涪翁埝”、“开荒谢家集”、“铲草飞机场”……一个又一个的“大办农业”战役，现在都还常常呈现在我的眼前……我们一天只有几两米，很多人用红苕叶、槐花、花生壳冲饥，百分之九十几的人得了水肿病……前苏联的背信弃义，经常来学校和我们联欢的那些苏联专家一夜之间全部撤走了，使绵阳几个国防工厂的建设受到了影响……这一切促使我们这些青年学生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中国落后，中国需要科学啊！

那时，我和同学们发愤读书，大家都希望能努力去攀登科学文化高峰，我写过一篇文章，说我亲自按动电钮，把东方巨龙——我们自己的火箭送上了天。这不是科学幻想，是写我们如何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去实现理想，文章中所涉及的科学知识，多是我从《物理》课本上学到的。文章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称赞，这也是我最早对“科学小说”问题的探索。我所说的“科学小说”不包括也不等于科学幻想小说，注重对现实科学的文学反映，它是根据主题需要，把有关的科学知识、包括科学家正在研究的科学未来也恰如其份地反映出来，既深化了主题，又传播了科学文化知识。我把我关于“科学小说”的文章和“科学小说”寄给一些报刊，可得到的只是一次又一次的退稿信。我虽然失望，但没有放异，还开始了长篇科学小说《金龙岭》的创作。

大概是1963年前后，我从一本杂志的“作品介绍特辑”中，得到署名“杨绛”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描写敢想敢做故事的小说——介绍〈神秘岛〉》。几十年来，这篇文章一直存放在我的书架上。文章中说：“这部小说描写一个敢想敢说的故事，书里人物的特色是敢想敢做而又有科学依据，所以读来很能鼓舞干劲。”说《神秘岛》“它借艺术上形象化的手法，使科学知识变得生动具体，富有趣味，譬如写落难者怎样由星座的高度测出纬度，由时间差测出经度，用相似三角形的定理测出山岗的高度，以及怎样造火药、肥皂、洋蜡、玻璃等等。”这使我受到很大鼓舞，也是我第一次听说《神秘岛》和它的作者法国凡尔纳。我找了很多地方都没有能找到这本书。这不久我去成都读书时，才在四川省图书馆找到了它。我连续用几个星期天赶到省图书馆，用学生证把《神秘岛》一本一本地借出来，在阅览室里读完了它。这对我研究、创作“科学小说”以很大的帮助。我非常感谢“杨绛”和“杨绛”写的那篇《描写敢想敢做故事的小说——介绍〈神秘岛〉》。

一去几十年，我的生活、工作有过很多的变化，但对“科学小说”和科学传播、对科学，我始终在苦苦求索。我还希望以“科学小说”问题为突破口，认真研究科学与文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研究科学传播和科学普及以及文学的传播作用等问题。我也很想能找到那个“杨绛”，希望能有机会向“杨绛”当面请教。

我对“科学小说”的研究，得到了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著名文学家冰心、著名科普作家温济泽等等的支持，他们不仅接见了我，还多次写信赐教，使我对“科学小说”的研究、创作不断深入。钱学森说：“科学小说不是科幻小说，科幻小说可以任由作家想象，而科学小说要有科学依据，科学小说是科普的一个好形式，因为它把一个科学问题通过人物和故事，变得使人们容易懂，喜欢看。”冰心专门题词：“科学小说是引导青少年走上科研之途的动力！”。

就在这些日子里，我知道了《围城》作者钱钟书的夫人杨绛先生，但不知是不是写《描写敢想敢做故事的小说——介绍〈神秘岛〉》的那个“杨绛”。于是我开始了对杨绛先生文章和有关资料的学习。虽然还没有能找到杨绛先生是否与那篇文章有关的材料，但杨绛先生的人品和精神却深深地感动和教育着我。杨绛先生生于1911年7月17日，本名杨季康，祖籍江苏无锡，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文学家，戏剧家。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1935年—1938年留学英法，回国后曾在上海复旦女子文理学院、清华大学任教。1949年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主要文学作品有《洗澡》、《干校六记》，另外还有《堂吉诃德》、西班牙流浪小说《小癞子》等译著。2003年杨绛先生出版了回忆一家三口数十年风雨生活的《我们仨》，96岁时成书《走到人生边上》。她不顾年事已高，还亲自手写完成了几万字的《洗澡》续作《洗澡之后》。她在《我们仨》中写道：“人间不会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一九九七年，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未，钟书去世。 我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当今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丈夫、女儿相继去世后，杨绛先生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钱钟书的作品整理出来，还把他密密麻麻的读书笔记发表，这以后又将他们二人全部稿费和版税捐赠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奖励好学上进、成绩优秀、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钱、杨两位先生对受奖的学生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他们学成以后，有朝一日能以各种形式报效祖国、回报社会。 杨绛用自己烛光般微弱的晚年时光，在做完这些之后，就开始着手写作女儿钱瑗未完成的《我们仨》。从《我们仨》中我看到，这个家庭也有着普通家庭的欢喜与哀愁。我还看到，钱钟书、杨绛、钱瑗这“我们仨”，他们虽然性格各异，但志趣相投，而且都将读书治学作为自己人生的追求,甚至生命本身。他们的善良、智慧和正直，他们对生、老、病、死的透彻豁达，使我深受启发，获益匪浅。

百岁老人杨绛先生过着普通老人的生活，她听力、视力下降，闭门谢客。时而总有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打来电话，她在温和地聊几句后总要说她的胳膊有些酸了，让人不好意思再打扰。

我虽然多次动念想设法找到杨绛先生的通信地址和联系方式，希望能当面向她求教；求证此杨绛是否彼“杨绛”。但最终还是没有，因为我觉得，我是不该去打扰这位老人了。杨绛先生的精神、人格，正在深深地感动和教育着我。我认为，不管她是不是写《描写敢想敢做故事的小说——介绍〈神秘岛〉》的那个“杨绛”，两个杨绛对我一生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已经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