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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地铁》中的“新空间”想象与“启蒙话语”建构

科普创作评论 任一江 2022-10-15 09:13

20世纪晚期以来,随着第三乃至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发展,人们步入了“科技时代”。在“科技时代”中,生活与技术愈发紧密缠绕,人们体验世界、感受现实、关怀生命等的方式亦愈发“科技化”。从工程技术到生物技术、从改造自然到改造自身、从探索星空到深入地底,人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扩展了自身的生存以及生活空间。如今,传统的空间观念正在向某种“新空间”概念转换,它呈现为一种生活空间多维拓展的基本样态。可以说,由地表空间、网络空间和地下空间共同建构的“新空间”重新定义了人类生活的普遍“场域”。它将城市想象并实践为一个在现实与虚拟、表层与底层、“广场”与“洞穴”、光明与暗影、时间与空间中不断穿行巡游的“方舟”。而在诸多“新空间”里,由“站车系统”和“路网系统”组成的“地铁空间”塑造了“地下空间”的基本形态。这样的“地下空间”不但构筑了一个日常体验的生存空间,同时也衍生出了一个文化意义上的精神空间,因之呈现出某种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所言的“空间性”。韩松的科幻小说《地铁》,正是对这一空间所表征的诸多现象展开了书写,从而使人们以一种“重返启蒙”的眼光对这个“新空间”加以审视。

一、审视“地铁”的两种视角

《地铁》的主要章节“地铁惊变”首次发表于《科幻世界》2003年第9期,彼时正值中国地铁建设的加速期,正如韩松指出的那样,在对于现代化——无疑“地铁”正是现代化的典型代表——的渴望中,“整个中国,都在拥抱一场地铁的狂欢”[1]8。据交通运输部的统计显示,“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全国(不含港澳台)共有44个城市开通运营城市轨道交通线路233条,运营里程7545.5公里,车站4660座,实际开行列车2528万列次,完成客运量175.9亿人次,进站量109.1亿人次。”[2]可见,韩松曾经预言的“地铁狂欢”正在成为现实。也正是在这样的“狂欢”中,在由市民体验、新闻报道、政策导向、地方传统与文学叙事构成的言说场域内,“地铁”这个“新空间”的形象亦被不断塑造,呈现为一种“未完成”的状态。

值得指出的是,不管是市民体验、新闻报道、政策导向还是地方传统,此类言说都属于某种对于既定事实的体悟与陈述,是一种“过去时”和“现在时”的表述,它们的作用主要在于表达“地铁”空间已有的样貌。而文学叙事,特别是“新科幻”叙事,则属于一种“将来时”的表达,它追求那种在现实中尚不存在的事物,“旨在创造我们不知其为何物的东西”[3]201,尤其是创造一种人们或将置身其中的文化氛围。它旨在以一种“推演”[4]和“寓言”的方式,进行某种“思想实验”,通过推演未来,以虚构的世界来反思“此在”,从而描绘“地铁”为代表的“新空间”应然的样态。

在《地铁》里,整个“地铁”系统由于异质于以往传统的人类生活空间,并且与“正常”的社会空间存在某种“想象”的距离和“轨迹”的偏异,因之构成了某种具有“异托邦”色彩的空间,这种场所“在所有场所以外,即使实际上有可能指出它们的位置。因为这些场所与它们所反映的,所谈论的所有场所完全不同”[5],它是社会的缩影、时代的产物以及人们现实体验的某种变形,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韩松描绘的“地铁”,“一方面是现实世界偏离的异域,另一方面又与现实生活出奇地对应。地铁是现代社会的一部分,也象征了世界的全部。”[6]对于这种“新空间”的体验,《地铁》中主要从两个视角进行观看,即年轻人视角与老年人视角,也正是由于存在着两种视角,读者更能发现它们所表征的生活“空间”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实际上也隐喻了某种权力的规划,也即“执政者,或者社会投资者,或者权力者,他们规划出一种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把我们所谓正常人的社会里面所不愿意看到的、需要重新整理、需要治疗、需要训练的这些因素、成员、分子,放在一个特定的空间里”[7],由之决定了每一个身处其间的人的特定位置。

通过两种视角观看的“新空间”不仅是一个在建筑意义上的中性场所,它也是一种建立在文化、权力和意识形态之上具有“空间性”的集合。正如列斐伏尔所言,进入到社会中的“空间”包含着“精神空间(感知的、想象的、被表现的)与社会空间(被建构的、被生产的、被规划的,尤其是都市空间)”[8]20,于是,两种不同视角一同呈现出对“地铁”这一“被规划”和“被建构”的“新空间”的复杂想象与感知。

一方面,在年轻人的视角中,地铁呈现为一种科技进步的象征,这一空间被想象为先进的技术、现代的气息、民族的骄傲、便利的生活、摩登的体验以及梦幻的感受。这种感受在年轻时代的“老王”看来,仿佛是一种充满自信的“梦游年代”,书中写道:“毕竟那时他还年轻,觉得这就代表了进步,年轻人都筹备盛大节日一样……就好像在畅想光明美好的未来。人人有事可做,欢天喜地。”[1]30甚至连不再青春的中年人也满怀自豪地享受着地铁传递的时代脉搏与科技魅力,并为之激动不已。乘坐地铁,尤其是初次乘坐,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明亮的车站,闪耀的车厢,甚至当时还不多见的电风扇,传达出奢侈品般的诡异感,难以名状的现代气息,与那个年代的文化,在格格不入中竟有了奇妙嵌合”[1]40。因此,对年轻人而言,“地铁”是一个超越了当前时代的“天外来客”,是个“超级梦幻之物”,令人感到“身为国家公民的自豪”。正是这样的“地铁”,其前进与发展方向也引发了年轻人的热烈向往。在文中,年轻的“攀岩者”“小寂”在探晓了“地铁”的前进方向及其即将开辟的“新空间”后,无比激动地对代表着传统的“警察”说:“我去到了车头处,才发现列车原来正在一个充满星星的弯曲隧道中前进哩。就在我们的正前方,展开了由无数新星系诞生而吐蕊的万丈霞光,美妙极了!我们是在往那里着急地赶路啊!”[1]89尽管在地铁中遭遇了无数“惊变”,科技异化的力量也使得某些人类变成“非人”,但年轻的“小寂”仍然对科技进步的前景无限崇拜,对时代发展的方向无比向往,在年轻人看来,由“地铁”这个“异托邦”象征的文明之路,真是“美妙极了”。他们无惧更新,甚至更加渴望某种全方位的“更新”,在飞速发展的地铁时代,“城市的地下已被掏空,亿万年的岩层结构全改变了……世界上最大的轨道交通市场,正在这里迅速形成。亿万人都降入了地窖。他们不再过祖先们千百年来沿袭的生活了”[1]59。年轻一代早已熟悉了这样充满变化的“地铁时代”,他们惬意地身处其中,故而当退休的“老王”把捡到的证件交还给年轻的“吴先生”后,他便发现,“那人很快消失在了人海中,与城市融为一体,自由放纵的姿仪令人大妒”[1]52。然而,无论是退休“老王”对于“过去”的追忆、年轻人对于“当下”的“享受”还是“小寂”对于未来的“向往”,一旦陷入循环往复且失去了时间维度的“新空间”里,人类“共同奔赴光明未来的乌托邦”就会在“老者不断被幼者吞噬的新旧循环绵延不绝的异托邦”[6]中迅速瓦解,这正是“地铁”在无限循环的时空中体现出的某种“空间性”,通过诸多“进步”的符号表现出的一种精神的幻象。

另一方面,就老年人的视角来说,作者通过一系列充满了“幽暗”色彩的隐喻——人类被地铁终点无数“高级”生物吞没、被黑暗擒住的老年人的呓语、年轻人把铁钉打进老年人的脑袋、孩子们复杂而冰冷的目光以及缤纷的人群漫过骷髅的场面,透露出一种老年人对社会空间被不断“更新”的恐惧之情,也反映了他们的精神空间被飞速扩张的“科技时代”抛弃后所产生的身份危机。读者可以发现,在文中,进入了“末班地铁”的老人的一切体验与观念都是对现实的反映,他们被排挤到社会的边缘,被贴上了“时代遗民”的标签,被社会定义为某种“局外人”,因此只能惴惴不安又无可奈何地走入末班地铁。正如福柯(Michel Foucault)指出的,“与所要求的一般或标准行为相比,人们将行为异常的个体置于该异托邦中”[5],因此“地铁”这一空间,不仅是年轻人们的“光明乌托邦”,同时也是老年人们的“偏离异托邦”。在“老王”看来,“漆成军装绿的列车从地窖中钻出了浮胖的、蛇颈龙似的头,紧接着是肿胀得不成比例的身躯,大摇大摆、慢慢吞吞停下……一道道车门尖叫着打开,站台上的‘墓碑’们飘飘舞舞,像被吸尘器吸了进去……”[1]16而当地铁行进时,他又觉得“列车钻入矿井般的深渊……外面却渊黑无边”[1]16,这显然与年轻人的体验截然不同。因为年轻人是“白昼的同盟军,怕是要嘲笑他的”,而他自己则是“一个被暗夜牢牢擒住的老人,说什么都会被当做梦呓”[1]27。可见,“地铁”所表征的“异托邦”空间反映了不同群体、不同阶层之间在文化规范、思想观念、社会习惯以及体验方式等方面的巨大鸿沟。正如列斐伏尔所言,“空间包含着时间”[8]86。对于老年人来说,“地铁”似乎也是一个时间危机,因为在这个空间里,他们是一群需要被“置换”掉的人,在《惊变》中,作者让地铁上的时光飞速流逝,人人迅速衰老,而衰老之后的乘客“恐怕正是凶猛的时间在进食后所消化出的垃圾,正被搬运向一个秘密的焚化场所”[1]78。于是,在此种强烈的死亡气息和生存危机中,透露出衰老之后的人们对被时代迅速遗弃和消灭的恐惧心理。对于他们来说,“地铁”这个“人吃人”的“异托邦”空间似乎并不友好。

二、《地铁》中的“科技异化”与“人文精神”危机

诚然,无论是年轻人视角下对科技进步的崇拜与向往,抑或老年人视野中对科技发展的恐惧与排斥,韩松在《地铁》这部小说中,始终贯穿的主题便是科技使人发生的“异化”,以及由此产生的更为严重的“人文精神”危机。小说中的“地铁”实际上成为反观现实的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中折射出的是横贯在昼夜之间、横贯在光明与黑暗之间的一条巨大鸿沟,而科技并非跨越鸿沟的桥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反而成为不断掘深这条鸿沟的工具。

在“末班”里,作者将此种“异化”隐喻为“赤身蜷曲着浸泡在盛满绿液的瓶子里,手和脚都实验室的青蛙般,蜷缩成了棕色的一小堆儿”[1]54。在“惊变”里,人的“后代”被异化为形态各异的亿万生物,“他们以蚁的形态,以虫的形态,以鱼的形态,以树的形态,以草的形态……成群结队”[1]90。在“符号”里,出现了某种“异化”了的“星孩”,他们的眼睛“不是一双,而是亿万双,在无穷的时空中散布开来。它们有着雌雄性、东西方融合的鲜明特征,但仔细一看,又是非人类的,像是刚吸饱血的野兽,是从来没有在进化史上出现过的物种”[1]197。在“天堂”里,某种“鼠类”将会成为“人类的顶替者”,而“五妄”自己却变成了“天堂人”眼中的“异族”。凡此种种,无不隐喻了科技带给年轻人的虚妄的希望以及带给老年人的真实的绝望。这种虚妄与绝望,统统被作者杂糅进了一个诡异幽暗的“地铁”空间,并且在一种循环往复的时间和断裂拼贴的空间体验中,人性深层的危机并未随着技术进步而一并解决,它反而在此种“异托邦”中更为直观地凸显出来,倘若不加改变,人性似乎也便没有光明的出路。

产生“科技异化”的原因正是在于“科技的迅猛发展缺乏与之同步的国民文化心理的支撑”[9]。一方面,落后他人的恐惧致使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呈现出“革新超过继承”的文化状态,这种对西方文明不断冲击而产生的回应使得现实生活中处处充满了某种“冷酷的方程式”,它逼迫几代人在技术发展的焦虑中飞速前进。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民众仍然停留在农耕文明的时代层面,并未与技术文明协同发展,由是产生了一种“农业文明、现代文明和后现代文明共时性经历”的极为特殊的“序间状态”[10]。这种状态在韩松看来,集中体现在“地铁”和“医院”两处空间场域,形成了极具当代中国科幻气质的现实情境,是一种“浸润着科幻的现实”[11]。在此种“科技异化”的状态中,人出现了两种主要的精神危机。

首先是“自我认同”的危机随着“地铁”的不断扩张而加深。这表现为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时代症候,“是20世纪两次启蒙思潮唤醒自我意识之后,迅速发展的科技与经济使个体角色和身份出现了多元式分裂的结果”[9]。其主要呈现为一种身处“科技时代”中人们的“个体迷失”状态,反映了人们心中严重的孤独感、荒诞感和不确定感。例如“符号”中的“小武”,在现代化的“快速旋转”中,他总是感到“觉也睡不好,时时跳下床来,在大街上梦游般疾奔”,又因为“缺乏相关背景知识,而陷入巨大的无知危机……”[1]164。又如“末班”里的“老王”,当他发现无法叫醒地铁里的同行人之后,他“这才明白了,不管走多远,大家只是陌路人”[1]20,而当他“逃出”地铁空间时,却发现“仍然无人逃出来,成为他的共患难者”[1]21。在一日日填写的“表格迷宫”里,“老王”连“日常最起码的时间感都丧失了”[1]33。无比深重的孤独感最后让他觉得甚至连冰冷的“地铁”都把他给“又一次抛弃了”。再如“惊变”中的“周行”,他开始怀疑现实本身,并且认为或许此刻身处的荒诞诡异的状态,反而是一种真实,“以前大家乘坐地铁,仅仅是在重复高仿真模拟器中的演习场面,每过几分钟如期呈现在眼前的一座座站台,不过是生命中昙花一现的诱人幻觉,是由超级计算机一般的智能机器预先设置好的”[1]66,虽然年轻的“他”每日浸润着地铁时代的现代气息,但也因此感到十分“痛苦迷茫”。当“小寂”发现不同车厢里的乘客正在“加速变化”后,他们甚至已经如“巴别塔”所表明的那个主题一样,其写出的用于沟通的文字竟使“小寂一个也看不懂”[1]80。每一个人,或者说每一个阶层都在被“地铁”割裂,成为似乎无法沟通亦无法互相理解的种群。

其次是代际问题与“局外人”的精神危机不但并未随着技术进步得以解决,反而变得更加严重。从文中可以看出,不同代际的人们形成了各自的心理文化“场域”,而“地铁”象征了“一段未来向现实的意外插入”,这种“插入”将两代人分割开来,一边是“像被吸尘器吸了进去”一样急于登上“时代列车”的摩登青年,另一边则是无数如“老王”一般的旧时代的“遗民”,是一群“被暗夜牢牢擒住的老人”,他们被隔在了站台之外,害怕登上飞速行驶的“地铁”。正是这样的“地铁”使得不同代际之间人们的相互理解更加困难,同时也制造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二元体验模式。很显然,代表主流的年轻人将年长者视作“局外人”加以漠视或嘲弄,而“地铁”也在迎合并吞噬着年轻人的同时,把那些偏离其运行轨道的“局外人”否定击退。例如在“天堂”里,当来自旧时代的“五妄”看见一群“天堂人”时,他发现这些人好像是“另一种人类”,“他们的身躯要高大壮实许多,貌若天神,都把自己包裹在一尘不染的精美白色服饰里,局部裸露出来的皮肤闪着金色光芒,瑰丽迷人”[1]233,这似乎是作者对年轻人们的一种隐喻,当“五妄”试图与之沟通时,“天堂人”“始终只是略带尴尬地浅笑着,却不回答地窟人的任何提问,似乎他们之间已没有对话的必要及可能,也仿佛五妄使用的语言在这里早已一无是用”[1]234。巴赫金(Bakhtin Michael)曾指出,文化的主要形态便是某种“语言体裁”[12],而当某种语言已经一无是用的时候,也正是它所代表的文化不再受到认同之时。这正是隐喻了代际之间难以交流的现状,以及“后浪”对于“前浪”的某种鄙薄之情。“五妄”作为一个“局外人”,此刻所能感受到的“跟一只剥光的老鼠没什么两样。他羞怯着不敢看‘天堂人’,像感到寒冷似的不停筛抖”,他觉得自己“快要从世界上消失了”[1]234。显然,是科技的飞速发展造就了两代人之间完全不同的体验方式,此种体验方式被放在了某种价值的天平上加以裁判,当年长者的感受被判为“落后”的代表时,那所谓的“先进”一方,亦不过是丧失了人文精神的变形之人。而其中隐藏的更大危机在于,甚至无人认识到这种危机的到来:年轻一代盲目崇拜着科技发展,年长者则在此情形中对自我加以否定。

三、《地铁》中的“启蒙话语”及其精神指向

康德(Immanuel Kant)曾说,启蒙的要旨便在于使人类从不成熟状态中觉醒,并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性。“话语”则是某种特殊的,形成了一定表述习惯的语言形式。因此,文学中的“启蒙话语”是指以对“人”的启蒙为目标,以文学叙事为手段,通过揭示、批判某种“不成熟状态”,以及肯定、建构某种“成熟状态”,在审美镜像的展示中不断促使读者的“觉醒”,从而达到“启蒙”的效果。由是考察韩松的《地铁》就会发现,其中的“启蒙话语”所蕴含的精神价值指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对鲁迅的“吃人”意象当代变体的再度批判、对科技异化下自我认同危机的深刻警示,以及对西方“现代化”模式影响下中国社会某种裂变的重新审视。

首先,就“吃人”意象的当代变体而言,这是一个“鲁迅式”的主题,只不过,“吃人”已经从“五四”时期的封建文化、道德对人的吞噬变成了当代不同阶层、不同代际之间的残酷“置换”。它体现了在“地铁”这个特殊的“异托邦”空间中,人类不同群体之间的风俗习惯、思想文化、社会规范之间的巨大鸿沟,那些无法跟上科技步伐的人们,似乎再难赶上呼啸而去的“进化”列车,从而被某种新人类所置换。正是在这种不断“置换”的空间场域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人性试验场,人与人之间温暖的交流沟通似乎被朴素的利己主义和不停加速的时间表冲蚀得荡然无存。如果缺乏某种“介质”,空虚、麻木、冷漠、失望、迷茫、怀疑、怨恨以及陌生感将在冰冷的地下空间里不断展开,最终填满地心和人心。

这其中,特别是两代人之间由于不同的认知结构而产生的对于“地铁”体验的差异更具有现实意义。如前所述,这种现象深刻反映了一种普遍存在的地铁文化的“单向度”建构模式。在这样的模式下,一方面,“地铁”本身体现了技术文明对传统文化和时空体验的强行“插入”和不断提速;另一方面,在与之配备的空间架构、形象设计、消费模式以及宣传广告中,又较多凸显了“科技感”“现代感”和“未来感”,它把人们心灵当中的怀旧情绪和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所言的“大地感”排除在这个空间以外,从而使得进入这个空间的人们,其目光只能随着奔驰而来并呼啸而去的“地铁”看向洞穴中的前方,尽管这个前方似乎空洞黑暗,这条轨道实则闭环运行。缺失了“精神故乡”的人们成为“异托邦”里的漫游者,年长者虽然深入地下,却无法找到自己的文化之根;而年轻人尽管看向前方,一切却又似乎都是飘浮的影子。

《地铁》的叙事所体现的启蒙色彩正在于揭示了年轻人在日渐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对于传统文化之根的遗忘、对时代“遗民”的麻木以及对于科技的不加怀疑的信任。对于这一切的揭露延续了鲁迅开辟的“启蒙”传统,在“地铁”表征的“新空间”里,年轻人似乎重新回到了一百年前就已被深刻批判的“看客”状态。在被科技加速的“新空间”里,他们比“谎言式‘看客’”和“狂言式‘看客’”[13]更进一步,或成为一种“不看式”的“看客”,即“看客”转移了他的目光,使以往对“人”的观看转而变为对科技的凝注,而科技的飞速发展又迅速置换掉了一切“过时之人”。这种从“看人”到“看物”的转变既是对传统“人性启蒙”有效性的某种怀疑——某种程度上“人”已在“新空间”里“退场”,这也是对科技时代“启蒙”内涵的更新的一种启示。

其次是对科技异化下自我认同危机的深刻警示。众所周知,自我认同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个体及群体的身份建构。身份是社会化的“标识”,人们以不同的身份构建了其自身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从而将自己牢固地定位于社会之中。然而,由于科技的迅猛发展,使得人们以往的岗位被机器不断置换,人际关系的维护也愈发依赖机器。在这种情况下,人不再是机器的主人,正如“荒诞派”戏剧所暗示的那样,人被环绕周围的“物”不断挤出生存空间,进一步丧失了自身的“主体性”,成为机器或科技的附庸。如果说繁重的工作能够使此种“主体性”缺失的感觉暂时麻痹,那么当“退休”来临之际——正如“末班”当中的“老王”在退休时“骇愕”地觉察出自己早已“陷入了凶相的重围”[1]19——人们就会惊讶地发现,自己的身份标识被毫不留情地揭下,以至于与社会的连接瞬间断裂,人被抛出了他所赖以存在的“位置”,而地铁也似乎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地铁》中,新的空间象征两个不同世界的界限所在,一个是忙碌紧张不断运行的科技世界,另一个则是被从流水线上替换下来后进入的个人世界。地铁将这两个世界分割开来,使人忽然丧失了自我定位,也因此产生了强烈的认同危机。而这,正如巴赫金(Bakhtin Michael)所言,是对人们寓居其中的活生生的生活世界的强行分割。尽管在未来主义者和后人类主义者看来,技术介入的世界终将使人们进入进化的下一个阶段,然而,《地铁》的叙事却时刻警醒着人们,在科技时代,时间是一种稀缺的资源,一旦超过某一时刻,人就会丧失其身份,从而成为冰冷机器和技术理性的一个小小注脚。

最后是对西方“现代化”模式影响下中国社会某种裂变的重新审视。尽管“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是奥林匹克的精神所在,但若认为其放之四海而皆准,则同时也放弃了其他的可能性。无论如何,对速度、效率以及功能的追求不能以损害个体的幸福感为代价。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而非“机器”,科技的价值亦在于给“人”提供更有尊严的生活方式。由是观之,在《地铁》中,读者可以发现,这种“幸福感”是缺失的,也正因它的缺失,导致了科技发展最终失去方向,每一个人都迷失在科技的深渊当中。小说在整体上形成了一种“恶托邦”的叙事氛围,似乎也在暗示,如果不加改变,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并非人类文明的出路所在。“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所导向的那个“黑暗森林”并没有给人们留下任何光明的前景。

综上所述,韩松的《地铁》建构了一处危机与希望并存的“新空间”。通过两种视角的“观看”体验,反映了“地铁”这个由“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共同构成的人造场域“被表现”与“被规划”的“空间性”。作者在其中对“科技异化”与“人文精神”危机的书写则呈现出一种科技时代的“启蒙话语”。该话语既延续了“五四”新文学中“人性话语”的叙事内涵,也延展了“科技时代”对于“重返启蒙”的言说空间。借由此,读者可以发现《地铁》似乎并不相信进化论式的科技观,其叙事始终注目于对“技术性”导致的“疏离感”与“隔阂感”的批判,对那些被“以隔离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8]13功能中心所忽略的“人的需求”发出的警示,以及对在“新空间”里产生的生存焦虑和身份危机的反思。凡此种种,尽管可能回到了传统人文主义的逻辑当中,但《地铁》依然向读者声明了建构“新空间”的某种底线,即由现代技术创造的诸种空间,应当是一种“敞开”的场所,它需要保证人人都有进入其间的权利,从而让人们能够在技术世界“诗意地栖居”,而非异化成为“不看”的“看客”。

通信作者:任一江,徐州工程学院人文学院讲师,科幻文学与数智人文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研究方向为中国科幻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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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科普创作评论》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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