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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寻古：在生肖中发现中国》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出版的新书。作者袁靖是国内著名动物考古学家，早年曾远渡东洋，在日本学习动物考古学，归国后，致力于中国动物考古学的研究，在中国考古学界与动物考古学领域多有建树，颇有声望。通过这本书，他向公众讲述了不一样的动物考古学和十二生肖。对公众而言，考古学常常被誉为象牙塔中的高深学问，让人望而却步，生僻的动物考古更是艰深晦涩，曲高和寡。但是，袁靖的这本新书,足以刷新公众对考古学和动物考古的抽象刻板印象。本书中石破天惊的考古发现、异彩纷呈的国宝文物、精彩绝伦的历史故事与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相得益彰，让读者感受到的是有趣的考古，体味到的是奇妙的动物历史，阅读到的是别样的十二生肖。

一、动物考古学：科技与动物遗存助力下的考古学

动物考古学是研究考古遗址中出土动物遗存的学科，旨在理解人类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人与其他动物种群之间的关系[1]。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活动所遗留下来的实物遗存研究当时人们的生活及其社会的状况，并进而解析人类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探索其发展变化的背景、原因和规律的一门科学[2]。作为一门交叉学科，考古学的兴起与近现代科学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而动物考古学作为考古学的分支学科，同考古学研究的目标基本一致。

纵观历史，人类的演进与发展并非孑然一身，而是与动物结伴前进。自然界中，动物与人类关系最为密切，漫长历史中，人与动物的演化同频共振，彼此互动。“两个物种之间的联盟成功，一定取决于双方的意愿，而且这种意愿是相互的。”[3]最关键的是，动物在人类的演化和发展以及文明的渐进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文明的形态与走向。恰如书中第八章“车骑之魂”所讲：“马因善于奔跑和负重，在中国历史上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而疆场则是马更绚烂的舞台。”[4]马在中华文明进程中作用重大，从河南安阳殷墟遗址的商人车马坑到甘肃武威汉墓中的马踏飞燕，从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到汉武帝的北伐匈奴，这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历史事件都与马有关。商代中晚期，马车的兴起使得人类历史的演进发生了重大变化，马车不但扩大了人类的活动空间，并且使得区域间交流更加频繁，为中国早期文化的趋同奠定了基础。战国时期，赵武灵王积极学习草原民族的骑术与习俗，国力大增，使得赵国一跃成为北方军事强国。汉武帝时期，由于对北方匈奴的战争，马作为重要的战略物资备受瞩目，政府不但出台了许多与马相关的政策，而且对马文化的追慕更是成为一种社会风尚。由此可知，人类历史的研究离不开对动物的观察，而对动物演变、驯化的研究，也不能仅仅拘囿于动物本身。

基于人与动物的互动关系，对动物的研究实际上是对人类本身自我问题的探讨，若对动物的一系列问题都有清晰认知，那么对解决人类的问题也大有裨益，甚至许多历史难题也会迎刃而解。“离开人类，动物并不会消亡；但人类离开动物，几乎寸步难行。”[5]因此，人类历史的演进中，动物与人类不仅是竞争对手，也是伙伴，有些还是朋友，人类的发展离不开动物，人类文明研究也不应缺失动物因素。因此，作为一种全新的研究理念与方式，动物考古学为更宏观的古代社会研究提供了人类历史中的动物因素这一新视角，填补了学术空白，正日趋被学界所重视。

动物考古学作为考古学的分支学科，主要通过科技手段参与古代动物遗存的分析，为古代历史与社会的研究和文明的构建提供信息。田野考古工作中，动物考古学家通过对遗址中动物遗存的收集，运用不同的技术手段，实现动物遗存中不同信息的提取与采集。其中，动物骨骸的鉴定与分析作为最基础的分析手段，可以确定遗址内动物的种属、性别、年龄、数量、驯化以及用途等情况；碳14测定法则通过动物骨骼中碳14衰变规律，确定动物骨骼样本的年代；古DNA分析是通过古代生物遗体或遗迹中残存的生物体DNA片段，确定动物的遗传信息，包括性别、谱系与血缘关系等信息；若想知道动物遗存生前的饮食状况，就通过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根据动物或人的骨骼内碳13与氮15在生物体内的含量就能确定动物的食物结构。此外，将动物遗存内牙釉质和遗址当地锶同位素值进行对比，就可以确定动物迁移流动情况。袁靖将上述研究方法归结为动物考古学五大破案手段，这些科技方法通过多角度，全方位提取出动物遗存上的有效信息，为复原、研究人类历史与古代社会提供重要实物证据。

考古研究中对动物遗存的关注，是现代科技发展下，考古学研究日益精细化、全面化、现代化的重要体现，也是学科体系不断扩大、学科门类日益增加、研究内容不断扩展的表现。这一点与中国考古学形成初期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928年，考古学初入中国，我国学者在安阳殷墟的考古工作中，对甲骨文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而对其他遗存积极性并不高，这一现象表现出学者对于古文字的热衷，也透露出中国传统学术的金石学功底[6]。随着考古学的发展以及高新科技的不断介入，考古遗存中能够提取的信息更加丰富，采集的标本也更加多元。因此，动物考古学的发轫就是科技作用于考古遗存的多角度阐释，尤其是对动物遗存的关注与研究。其他科技考古分支亦同此理，如植物考古学、人类体质学、环境考古学、疾病考古学等。

考古学作为一门拼接文明碎片的学科，在浩瀚的古代遗存中寻找文明的证据，构建历史的发展脉络，动物考古学的出现为古代历史与人类社会的研究提供了最有价值的动物信息，人与动物关系的历史渊源也因此豁然开朗。

二、“枯骨”与生肖文物：考古所见的动物因素

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学科。其中，与人类活动有关的一切实物遗存均是考古学研究的对象，如遗迹与遗物，被统称为文物。随着科技的发展、新技术的衍生，考古学研究方法不断扩展，研究内容不断丰富，研究视角也日益多元，诸如以动物遗骸为主的动物遗存也逐渐被纳入考古研究的领域，其大大扩展了文物的范畴，也为古代社会与人类历史的研究开拓了新领域，提供了新的理论和方法。

各类动物中，我们最为熟悉的当数十二生肖动物，因为每个国人从诞生之日起，都会有自己的生肖属相，并与我们相伴终生。十二生肖看似平淡无奇、司空见惯，实则包罗万象，浸淫着深厚的中国文化。生肖动物中，除了生肖龙，其余皆与人类共同生存于地球，有些还是人类生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伙伴，即使熟悉至此，如若问及它们的源起，人们却多会哑口，这些生肖动物顿时就变成公众心中“最熟悉”的陌生动物。针对这个问题，在《动物寻古：在生肖中发现中国》一书中，袁靖以动物考古学的视角给予了我们科学、严谨的答案。立足于遗址和考古发现，以动物遗存和科学数据为基础，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探讨了生肖动物起源、发展以及与古人相处为邻的过程。

根据考古发现可知，生肖动物与人互动关系的强弱基本上决定了它们在人类遗址中出现的频率与数量。我国古代社会中的六畜（马、牛、羊、猪、狗、鸡），与人类共同生存于地球，并参与人类社会活动，它们的骨骼在遗址中发现相对较多。这个考古学证据与文献记载也完全吻合，《周礼·天官·庖人》里记载：“庖人掌共六畜、六兽、六禽，辨其名物。”[7]根据这段文献可知，至晚在西周时，就已经形成了“六畜兴旺”的局面。考古资料显示，家养黄牛源于西亚，史前时期经中亚传入中国，甘肃的西山遗址、师赵村遗址和西山坪遗址均出土有黄牛遗骸，当时牛作为祭品被饲养，后由黄河上游向中下游地区不断扩散，至夏商时，黄牛作为祭品成为一种风尚，并延续至后世。商代遗址中，牛作为一种牺牲祭品较为多见，小双桥遗址更是发现了大量用于祭祀的牛角，这些考古发现与牛在历史文献中最高祭祀等级的“太牢”地位完全契合。商代晚期以来，牛作为畜力为农业服务，并成为先进生产力代表，在古代农耕生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由此可知，牛在人类社会中作用是不断扩展的，功能也在逐渐叠加，因与人类互动关系极为密切，遗址中出土牛骨的数量较多，频率较高。同理，其他家畜类动物遗存在遗址中发现也非常普遍，如史前墓葬里的猪下颌骨、商代墓地中的马骨、秦人墓葬中的狗骨等。

相较于六畜，生肖动物中未驯化动物的遗骸发现普遍较少。研究人员发现，在新石器以来300余处遗址（多为新石器时代）出土的动物遗存中，只有40余处出土有猴科动物遗骸，且多见于史前时期的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而猴子骨骼出土时多残碎不堪。“森林之王”老虎的骨骼在遗址中所见就更加稀少，国内共计36个遗址出土有老虎遗骸，骨骼多残破，肢骨严重缺失，尚不能拼接成一副完整的骨架，足见稀少珍贵。由此可知，动物遗存所蕴含的信息非常丰富，其不仅是古代动物的活动范围、分布区域以及气候状况的实物证据，而且折射出了人与动物的互动关系，比如对野生动物极尽所能的利用——猴子与老虎的骨骼破碎原因应该与它们被敲骨吸髓有关。当然，未驯化动物的骨骼在人类遗址中出现少、频率低的原因，归根结底与它们参与人类社会活动较低有关。

通过考古发现，立足动物遗存，探讨十二生肖动物，为动物的溯源、驯化提供了实物证据，既凸显了生肖文化的科学性，也刷新了我们的认知。例如现今看似乖巧的兔子，作为生肖动物，形象独特，颇受人们喜爱。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证实，早在两周时期，兔子就已出现于古代诗歌中，被古人传唱，屈原的《天问》更是让兔子登上月亮，赋予它更神奇的色彩，此后，在汉代壁画、画像砖（石）、帛画中亦多见其身影，常与西王母共出，并作为不死药的制作神兽灵物出现，是月亮的代表。而动物考古学证据却表明，中国古代发现的兔子为旷兔，与现在所见的穴兔属于不同种属。我国虽有千年的驯兔史，中国原生旷兔的驯化均以失败告终，直至明代引进了由穴兔驯化的家兔兔种，我国才开始了饲养家兔的历史。由此可知，生肖兔观念的形成远远早于家兔的驯养。

作者通过考古发现与动物遗存，讲述了科学而真实的生肖动物驯化历史。但是，本书也并未局限于考古所见的动物遗骸，生肖题材文物也占据了很大的篇幅。言及十二生肖题材的文物，首推圆明园的十二生肖兽首组合，这种群体特征的生肖兽首或生肖俑文物组合是生肖文化特有的表现形式，也是生肖文化不同发展阶段的体现，更是千百年来生肖文化日臻成熟的表现。一般来说，生肖文化的萌发可追溯至我国先秦时期，至东汉时，生肖观念已经完全定型，与十二地支配属相合，与现在基本一致[8]，有南朝沈炯作《十二属诗》为证：“鼠迹生尘案，牛羊暮下来。虎啸坐空谷，兔月向窗开。龙隰远青翠，蛇柳近徘徊。马兰方远摘，羊负始春栽。猴栗羞芳果，鸡跖引清杯。狗其怀物外，猪蠡窅悠哉。”自此以后“十二属”之说广为流传。北朝时期，开始出现十二生肖俑与生肖图案，隋唐以来，十二生肖多以兽首人身的明器造型，或立或坐，成群组出现[9]。在本书中，兽首人身组合状态的十二生肖也有呈现。此外，唐代墓志石上也可见到十二生肖的装饰图案，而圆明园的十二生肖兽首组合更是让十二生肖文物声名远播，四海皆知。这些以组合成套出现的十二生肖文物，有着特定的文化与宗教信仰要义。

本书中，袁靖并没有以传统模式的生肖文物组合来探讨十二生肖文化与习俗的源起与流布，其重点在于对每个生肖题材动物进行全面系统的讨论，从考古发现到文化流传，使得每个章节自成系统。这些生肖文物以不同材质、形象展示着古人的审美与社会风俗习惯。作者以这些生肖文物为基础，配合以丰富的图片和翔实的文字，辅之以大量历史故事，使得这些生肖动物在历史长河中鲜活而具象地显现出来。文物作为文化和意识的载体，不仅是人类审美、工艺、技术的代表，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人类社会真实的反映。通过对不同时期、不同材质各类生肖文物的观察与研究，可以窥探到超越了陶石、玉铜以及纸等材质之外更高层次的内容——不同时期人类的精神信仰、审美情感、社会观念、风俗习惯等领域的差异与变迁。因此，本书中丰富的生肖文物，让我们了解文物材质与十二生肖动物文化的演化史，也加深了对当时的社会生活、文化理念、精神信仰的理解。考古发现所见的十二生肖相关遗存，无论是遗址中所见的动物枯骨，还是丰富多彩、造型各异的生肖文物，都展示了人与动物的演变关系，也证实了中国生肖文化源远流长。

三、生肖文化：人与自然、动物、社会关系的折射

袁靖立足田野考古出土实物资料，结合古今中外文献资料，论述了生肖动物在中国文化中的嬗变与流布。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到从历史深处逐渐走来的生肖动物，历史演变中，它们逐渐成为人类社会与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也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英国著名考古学家伊恩·霍德（Ian Hodder）在《纠缠小史》（Where Are We Heading）中写道：“自智人踏上演化之路起，人与物的关系便牵引着历史前行的轨迹。人们感叹越来越难以摆脱对物的依赖，殊不知自远古时起，人类便一直如此。”[10]此语与袁靖所言的“离开人类，动物并不会消亡；但人类离开动物，几乎寸步难行”异曲同工。因此，人类与自然环境、动物的关系，是在不断相互改造、相互适应的动态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这个互动的过程并非人类一家独大，而是相互依存。

首先，就动物驯化与否而言，动物本身有着决定性的作用。20世纪，苏联遗传学家德米特里·别利亚耶夫（Dmitry Belyaev）在银狐驯化实验中惊奇地发现，银狐幼崽驯化至六代之内就开始向人类示好。然而实际上，更多的物种或动物则未被驯化，如前文所述的旷兔，国人虽驯化其近千年，并将其作为神兽传颂，但是却以失败告终；又如老鼠，这种与人伴生的动物，在北京猿人时期就与人为邻，但是在百万年的演变中，始终特立独行，与人类保持着适当的距离，伴生但终不被驯化。人类很早就驯化出了六畜（包括马、牛、羊、猪、狗、鸡），它们在十二生肖中占据半壁江山，其余的生肖动物，却恰恰都是人类未驯化的（兔子在生肖文化形成时并未驯化成功，而生肖龙甚至不存在）。正如袁靖所言：“驯化的动物都可以驯化的，不可以驯化的动物各有各不能被驯化的原因。”由此可见，人与动物的关系也并非是由人类来决定或主导的。

其次，人与动物的关系是复杂的，也是多元性的。十二生肖中的“六畜”作为人类社会生产的参与者，备受关注理所当然，但是，其它几种动物，如鼠、虎、兔、龙、蛇、猴并未被驯化，龙甚至是传说中的动物，却也都作为生肖存在，反映出了什么样的道理呢？生肖文化作为中国历史传统，是中国人在千百年以来的生产生活中形成的一种特有的文化习俗（尽管已被东亚文化圈普遍接受），要寻根溯源，就必须向历史深处去探究其深刻的文化本质和形成动因。诸如龙的出现，与早期人类对外在未知世界的探寻和自然万物的认知有着密切的关系。一般来说，学界普遍认为龙的原型可以追溯至自然界的扬子鳄或蛇，其中，考古发现表明，安阳濮阳西水坡遗址的龙虎摆塑，龙为昂首阔嘴、长吻屈身、高足长尾形态，特征明显，多被认定为鳄鱼。而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的陶质龙盘中的彩绘龙，蟠曲状，龙头向外，口吐长舌，龙身卷且无足，全身红黑交错，盘于器内，此文物形态则为“龙即大蛇”说提供了考古依据。早期遗址中龙形文物，多被认为与信仰、图腾文化有关，后世逐渐演化成华夏文化、华夏民族的标志。蛇作为生肖中的一员亦同此理，如女娲早期的形象就是人首蛇身。这些生肖的源起或与中国古人了解自然、认知自然有关，与人类早期朴素的信仰精神、图腾崇拜有着密切关系。

最后，生肖动物与人类共生于地球上，从开始毫不相关的独立个体，逐渐发展为关系亲密的伙伴或者图腾信仰，这个过程是动物驯化史，也是人类文化发展演化史。不同文明体系中，人与动物关系的差异折射出文明间的迥异性，因此，十二生肖是源自中华民族的独特文化现象，也是千百年来，华夏儿女与动物共存所形成的一种价值信仰。它反映的是人与动物的互动关系，也是人类感知和探索自然的表现形式，更是人类社会中文化观念不断嬗变的表现。恰如，猴子在早期历史记载中就多作为贪兽这种负面形象而存在，至唐玄奘取经以后，尤其《西游记》广为流传，猴子扫去恶名，一跃成为齐天大圣。而蛇的形象亦同此理，文化流转中，几多波折。早期，蛇也被认为是龙的原型，并且上古神灵多被描绘成人首蛇身，如女娲和伏羲。唐宋以来，蛇逐渐走下神坛，回归现实，蛇的形象开始发生变化，最为有名的就是“白蛇传”的故事。唐人所作《博异志》中，有大白蛇常害人以为乐的奇闻；《旧唐书》中更有大蛇淹洛阳的故事；明代的《警世通言》中，白蛇就成了追求爱情的反封建女子；而在清代《白蛇传》中，白蛇形象更加丰满高大，妖性全除，成为绝世无双的贤淑痴情的女子。由此可见，人与动物之间的互动是自然客观的，也是人文可塑的，两者之间不是简单的杀戮与豢养，其展现的恰是文明与文化最深邃的内核。中华传统文化中，六畜与未驯化的动物相伴为伍，同为伙伴，共做保护神，成为十二生肖。这种独特的文化习俗恰恰表现出华夏文明的包容性与延展性，中国文化在探索未知世界时，始终秉持着开放的心态，坚持着动态的沟通模式，才使得中国文化异彩纷呈，延绵不绝。正因如此，玉兔捣药与白蛇传成为流传千年的民间传说，陶寺龙盘和舞马衔杯成为铭记信仰与往事的器具。这些传说与文物是承载着千年以来的华夏文明，也是炎黄子孙与动物为伴、彼此成就的历史。通过生肖动物，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化中的价值信仰与精神追求，也看到了中国文化中最朴素寻常的市井烟火。看似平淡无奇的十二生肖，凝结的却是华夏文明千年以来的生产生活、文化艺术、信仰与审美情趣，是中华文明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动物寻古：在生肖中发现中国》，以动物考古的视角讲中国历史，不但让这些早已尘封的动物遗存与生肖文物都“活起来”，而且也让读者看到了动物的驯化史，体味到了中国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史，也是别样的中国史。

四、科普与公众：科学严谨是科普的底色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11]。这就要求考古学必须走出象牙塔，积极践行考古学的公众化与科普化。如何公众化？如何践行科普？这是考古工作者必须深思的问题。无可辩驳，袁靖的《动物寻古：在生肖中发现中国》作为一本考古类——尤其是动物考古学——科普图书，填补了国内的空白。作者以动物考古学的研究视角，用科学发掘的考古资料、严谨的学术思想，通过深入浅出的表达方式让生肖文化与生肖文物活了起来。全书共十三章，第一章，作者对生肖文化、动物考古的方法、理念等进行了概述；其余十二章，按生肖的顺序分章节依次论述，每个章节以生物属性、考古发现、文物形象、文化故事等不同主题、内容展开。本书论述的方法、体系、语言风格为考古学的公众化、科普化传播起到了引领作用。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到动物遗存中的十二生肖、文物中的十二生肖、生物中的十二生肖、文字中的十二生肖、文化中的十二生肖，也看到了作为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十二生肖。

本书在讲述生肖动物故事时，图文并茂，语言平实，可读性极高。书中以翔实严谨的文字，配合丰富的遗迹、文物图片，使得整本书详略得当、图文并茂、繁简有序，内容丰满而不冗长，严谨而不枯燥，通俗而不简单。书中也不乏古今中外小故事与史料的点缀，如鲁迅少时，为了偷看“老鼠嫁女”，常常借故晚睡，却终未能如愿；又如，十字军第六次东征时，战争双方所骑之马雌雄相异，十字军所乘的公马纷纷将将军掀翻，前往对方阵营，直接导致了东征失败。诸如此类的趣味故事不胜枚举，让读者在轻松的阅读氛围中汲取了新知识。同时，每个章节，作者都选取了大量经典文物来讲好生肖动物故事，不仅有“陶寺龙盘”“杜虎符”“河姆渡陶钵”等“明星”文物，也有不少新发现或新出土的珍贵文物，如石峁的“人虎雕像”。本书以精美的图片、简单的语言、平实的用词、有趣的小故事，构建起了一个妙趣横生的知识体系，让读者在枯骨、文献、文物、图像中，感受地下的秘密，还原十二生肖对华夏文明的贡献，破解国人独有的精神文化符号。

《动物寻古：在生肖中发现中国》呈现给读者的并不是一门艰涩难懂的学科，它展示的是一个学科的研究方法与思考方式。袁靖立足考古发现的动物遗存与生肖文物，通过大量的历史文献、民俗故事、神话传说等梳理出十二生肖在中华文化中发展、嬗变、演绎的过程。书中精彩的内容既让公众沉浸其中，又让公众不经意间对考古学和动物考古学的学科理论与方法、技术以及科学精神产生了一定的认知。作者论述生肖动物时，并非一味寻古，也关注到了生肖动物在现代社会中的积极作用，如通过介绍鼠的医疗实验用途，让鼠实现了从“麻烦制造者到医学贡献者”的转化；与鸡相关，鸡蛋的功用不只是补充营养，如今也有疫苗培育作用等。通过多层次、多角度、多学科建立起来的生肖动物知识体系，结构完善、知识丰富、科学严谨，同时也妙趣横生、发人深省，极具人文属性。

考古学最根本的问题是求真，因此，考古学的科学性是学科基础和底线。考古工作者对于研究要保持严肃性，不但要求资料收集的全面性与科学性，而且也要求考古资料分析与结论的准确性与严谨性。这一学术要求在《动物寻古：在生肖中发现中国》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也令人深思，书中展现出的注重科学性与严肃性的研究态度，也可视为袁靖对考古从业者提出的要求。作为公共资源的管理者和阐述者，考古工作者要始终对文化遗产保持谨慎的态度。其一，资料的收集，要时刻保持科学严肃的工作态度。古代遗址中，鼠类与蛇类骨骼遗存发现普遍较少，究其原因，或与收集方式有很大的关系。细小的骨骼隐匿于土中，非水洗不能收集，可见，工作方式也影响或决定着遗址的相关性结果，考古学的科学性、精细化也对传统的工作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其二，资料的研究与分析，要保持客观科学的态度。世界范围内，河北磁山遗址中出土的家鸡被公认为是最早的家鸡，中国华北地区作为迄今所知最早的家鸡起源地被世界所认可。但是，袁靖通过研究对磁山遗址出土的家鸡定论提出质疑。因为磁山所出土的鸡骨，其跗跖近端至距间均有棱，而这个特征是雉（野鸡）的典型特征，家鸡则无棱。通过对鸡骨骼的鉴定，他确定，磁山鸡骨的鉴定结论有误，并提出殷墟遗址所见的鸡骨才是中国所见最早的家鸡。这种结论，无疑是一石激起千层浪，面对非议，袁靖坚持了科学信仰与理念，认为考古学是一门严肃的科学，不因人的悲喜而变。这种学术态度给予了学界一剂清凉药，科学就是科学，是以数据为基础的。同时，他还提出了学科的要求，就是要严肃对待考古遗存中的动物遗骸，不但要仔细提取，而且要认真鉴定分析，敢于打破常规，不能人云亦云，更不能有先入为主的思想，要在对遗址出土动物遗存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科学的结论，要时刻保持科学研究的思维与逻辑。《动物寻古：在生肖中发现中国》虽然是一本面向公众的科普作品，但是作者所秉持、所传递的学科态度是严肃的，也是科学的。在我国，考古公众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践行“文物活起来”工作要求的必经之路，作为考古学科普行为的公众考古必须坚持在考古学的社会化中发挥重大作用。目前，我国的公众考古活动正处于“开蒙阶段”的关键时期[12]，考古学公众化行为与公众科学素质的“四科”内涵就显得尤为重要，只有秉持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才能实现真正的考古学知识的公众化，提升全民族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赓续传承。

《动物寻古：在生肖中发现中国》没有以传统意义上的生肖组合形态去探讨十二生肖的源流、分布，而是综合考古学资料、文物与文化、历史文献、当代生物学等多领域的研究成果，分述了不同生肖动物的前世今生，成功地讲好了文物故事，用全新的角度探究了十二生肖及其文化的源流，重述了华夏民族与动物相处的漫长历史。本书中，作者通过考古证据追溯历史，让故事具有科学性，同时也重新审视了动物在古代社会中的价值，在现代社会的贡献与作用，让我们对人与动物的未来充满了希望。

通信作者：刘文科，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先秦考古、公共考古与文化遗产、考古科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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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梁桂芳.“动物就像一面镜子，照见人类自身”——从考古角度探究十二生肖文化[EB/OL].（2023-05-10）[2023-07-29].https://mp.weixin.qq.com/s/xc992FBylcmLlyMA1lQM3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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