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普作家网 China Science Writers Association

编者按：科普是科技发展的重要助推器，科普图书更是向大众普及科学知识的重要途径。为了向全民普及科学知识，提高国民科技素养，营造全民阅读优秀科普读物的氛围，《中国科技奖励》杂志就科普图书的编写采访了201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科普类项目《追星关于天文、历史、艺术与宗教的传奇》获得者、我国著名天文学家、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著名科普作家卞毓麟教授。

《中国科技奖励》：《追星关于天文、历史、艺术与宗教的传奇》从名字看并不是一本单纯的普及天文知识的读物，您能从内容的独到之处给我们介绍下这本书以及您对它的期待吗？

卞毓麟：我认为一部优秀的科普作品，理应做到知识性、可读性、趣味性、哲理性兼而备之，浑然一体。为了使本书具有良好的传播效果，科学性与文学性都不可或缺，写作手法上我采用平实易懂的写作风格，将诸多历史事件、人物掌故恰到好处地置于相关的科学发现过程之中，将天文、历史、艺术与宗教巧妙地结合起来，而不是单纯地普及天文知识，这样就增加了图书的可读性和趣味性，实现科学性和文学性的有机统一。

林语堂曾经说过：最好的建筑是这样的：我们居住其中，却感觉不到自然在哪里终了，艺术在哪里开始。我想，最好的科普作品和科学人文读物，也应该令人感觉不到科学在哪里终了，人文在哪里开始。我想通过《追星》达到这样的艺术效果。

我对《追星》的期待就是通过本书能让社会公众体会到科学的乐趣，认识到科学家与非科学家的距离并非无法跨越，理解科学与人文的不可分割性等等。

《中国科技奖励》：请您具体介绍一下《追星》中天文、历史、艺术与宗教各部分的内容是怎样融合成一个整体的？

卞毓麟：我已经不是第一次被问及类似的问题了，很多人都疑惑，这本书讲天文，却时而谈到历史，时而谈到艺术，时而又谈到宗教，需要怎样才能把这么多东西捏到一块儿呢？科学界也有一南一北两位老友，不约而同地打趣道：你居然把这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全都弄到了一起，好本事！我说： 并不是我把它们捏到一块或者弄到一起，而是它们本来就是一个整体，我只是努力地反映事情的本来面貌而已。

科学与历史、文学、艺术等，都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本书将科学与历史、文学、艺术等其他文化要素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呈现出科文交融的创作特色。我不是简单地罗列有关的天文知识，而是把描述对象从星星本身扩展到人类追星的历程，将几千年来人类对宇宙的不断探索和思考与当时的社会背景融为一体，并贯穿始终。全书在描述人类探索宇宙体系、探索太阳系的过程中取得的各种进步的同时，引出了许多与之相关的历史背景、人物形象、文学艺术作品、宗教传说等多方面内容，让人在接受科学知识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受到人文精神的关怀和熏陶。

我不是简单地将介绍科学知识作为第一要务，而是从文化的高度，将天文学、历史、文学、艺术等多方面内容熔于一炉，开阔读者的视野，引领读者多方位地了解科学。

《中国科技奖励》：您参与编著过很多科普读物，《追星》的内容和结构都很特别，能谈谈您创作的初衷吗？

卞毓麟：现在科普类图书的形式和内容已经很丰富了，天文学方面的科普类图书大多数是介绍天文学知识的，我就想创作一本科普图书，能从天文、历史、艺术与宗教等角度更全面、更系统地去阐释天文学。

经济的快速发展使科技成为时代的脉搏，处于现代社会的人，如果一点也不知道科学发展的情形，一定会感到不安，感到没有能力判断问题的性质和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而对于宏伟的科学有初步的了解，可以使人们获得巨大的美的满足，使年轻人受到鼓舞，实现求知的欲望，并对人类智慧的潜力和取得的成就有更深一层的理解。

《追星》带给读者的时间纵深感和空间纵深感，不仅提供了美感，还把我们带回科学人物生活的时代。我之所以创作《追星》，就是想借此提供一个良好的开端，也是希望能在沟通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方面做一点新的尝试。我感谢读者对它的肯定，也期待着人们对它的批评。

《中国科技奖励》：现在各类科普读物很多，您觉得《追星》最大的亮点、最吸引人的地方在哪？

卞毓麟：《追星》最大的亮点就在于它的原创性和科文交融性。曾有一位天文界的学长当面问我：你写这本《追星》，有没有什么外文书做蓝本？我很高兴被问到这个问题，这是一个既有疑虑又有期待的好问题。我知道在科普界，人们正在热议国内原创与国外引进的科普作品有何差距，当我干脆地回答没有时，心情非常愉快，因为《追星》确实是一部从构思到写作始终不忘原创二字的作品。

《追星》主要不是讲星星的故事，而是谈人类追星的历程。倘若它只是介绍星星的知识，那就应该放到科学书房里。而事实上，它讲的是人类如何追星的历史，所以应该在人文书房里占据应有的一席。本书还展现出与引进版科普图书各有千秋的特色，全书不但详细刻画牛顿、哈雷等诸多国外科学家的天文学成就以及大量相关的文学艺术素材，还引用了屈原《九歌》《晋书天文志》《隋书天文志》、马王堆汉墓帛书中的彗星图等许多我国传统文献，介绍了我国著名天文学家郭守敬、张钮哲、李珩等人的科学贡献，体现了《追星》是一部科学与人文联姻的作品。同时，书中许多古意浓郁的图片，也让几千年前、几百年前的人物变得鲜活了、事件变得生动了，让阅读变得更加兴味浓厚。而文字本身浓郁的画面感更是本书的一大亮点。

《中国科技奖励》：您说《追星》是面向社会公众的，您是出于怎样的想法来确定读者人群的？

卞毓麟：《追星》的主要读者人群并不仅仅是青少年，也并非局限于科学爱好者，《追星》是为一般社会公众而写，为乐意看《北京晚报》《南方周末》等的所有读者而写。我创作的本意在于它仿佛为浩瀚的书林增添一道别致的景观，希望游人碰巧看它一眼时，会产生一种嗨，还真有趣的感觉。如果一位原本未必对科学感兴趣的人，偶尔翻翻这本书，竟产生了一种科学，科学文化，确实还蛮有意思的感觉，那么本书的初衷也就算兑现了。我们不必计较读者究竟记住了多少具体内容。

简而言之，《追星》把读者对象设定为具备中等文化程度的广义的社会公众，他们原先未必熟悉科学，甚至未必对科学有兴趣。我创作的目的是：希望更多的读者通过一次愉快的追星之旅，通过科学与人文交融的纽带，体会到科学非但不神秘，而且还相当有趣，它就存在于我们每个人身边。当然，我也相信科学爱好者们也会从本书中获得充分的教益和乐趣。

《中国科技奖励》：我们了解到，您直到55岁才加盟出版界做编辑，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当时有没有什么顾虑呢？

卞毓麟：没有什么顾虑。科学家奉献于科普是责无旁贷的，而且我觉得科学宣传与科学普及做得好不好，对社会进步影响很大。中国现在的科学普及宣传实在太少，这真是科学资源的浪费。在出版社，可以更有效地把更多优秀作品推向社会，传送到读者手中。曾经有朋友劝我说改行当编辑不值得，但我觉得有很多选题策划，都来自于编辑，一名优秀的编辑应该成为使人们的精神生活变得更美的时装设计师。作为一名科普作家，每年写上一两本甚至三本书，能写好，已很不容易了。现在从我手里编辑加工出去的好书，一年可能是5本、10本甚至更多。对整个社会而言，很难说做编辑的贡献就不如以前，实际上，很可能是贡献更大了。

《中国科技奖励》：您觉得怎样才能编撰一本好的科普图书？

卞毓麟：首先，科普是需要去耕耘的一块田地，而不是一个炫耀个人的舞台。每个科普工作者都要明白自己的角色，尽量不要有功利之心，有一个为社会服务的心态，才能把事情做得扎实一点，好一点。

其次，科学里面有很多深奥的东西，不要用花哨的语言去讲解深奥的事。这正如美国伟大的科普作家阿西莫夫所强调的一种非常平实的，甚至口语化的写作风格，他从不借助于华丽的词藻而是用浅显易懂的语言使别人明白复杂的事情，我欣赏这种写作风格。如果能让想法直接从作者的心头流淌到读者的心田，中间没有任何的隔阂，这才是写作的最高境界。很多人问我写作有什么诀窍，我说没有诀窍，就十六个字：分秒必争、丝毫不苟、博览精思、厚积薄发。这样，久而久之，我想一定会有收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