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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让治先生提到2019年首次来中国访问，航班延误，中国人却理性地使用翻译软件与他交流。今年疫情使得他取消了再次到中国旅行的计划。他认为，疫情不过是暴露了人类本来存在的一些问题，但之前被非理性地掩饰了。科幻的价值正在于建立一个理性的世界。

我认为，实际上，疫情提供了一个契机，让人与人能够重新认识和融合，虽然大多只能通过线上，但它的意义不能低估。科幻作家的价值，就是以更广阔的心胸和视野，站在整个人类的立场上，来超越对立和分歧。

今年疫情让我感触最深的是中西方呈现的差异性，既包括处理应对的方式，也涉及制度和文化等更多方面。我有一位朋友被困德国两个多月才返回，她有机会接触当地很多人，这也促使她思考这种差异。她发现，很多中国人虽然德语流利，但只是待在自己的社区，并不与当地人交往，也不太了解当地情况。中国每年有1亿人次出国旅行，但是对世界的认知和了解，是否一定比以前进步了？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今年人类品尝到的痛苦，是统治这个星球的最有智慧的七十多亿生物无法成为一个整体。当然他们也最终发现，人类并不是地球的真正主宰者——一个病毒就能让他们的经济社会运行停滞。

我不禁想到鲁迅先生，他于20世纪初到日本留学，感受到的最大冲击之一，可能是看到了科幻的存在。明治维新后，日本大量译入西方科幻。鲁迅读了日文的凡尔纳小说后感慨，西方人的梦是海底两万里和人类登上月球，而中国人的梦还是升官发财封妻荫子。因此，他提出，要改造中国人，就要先改造中国人的梦。于是他把科幻引进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日本可以说是中国科幻发生和发展的引路人。

新时代的中国正经历一次科幻的复兴。它的起始也跟日本有关。很多人都读到过已翻译成中文的小松左京的《日本沉没》（『日本沈没』）。那时“文革”还没有结束，新的西方科幻也没有引进，这部小说是作为内部版，供“批判”用的，这样才能进入中国。小说写得让人震惊，中国的作家和读者读后才知道，科幻还可以这样写。据说刘慈欣创作《三体》，就受到了《日本沉没》的影响。我写《红色海洋》和《地铁》时也从中借鉴过。更重要的是，这部小说让我感到，一个发达富裕的现代化国家的作家，竟有这样的忧患和警世意识。不过这种意识随着物质享乐的发展与全球化的经济增长，可能又丢失了一段时间。这正是新冠肺炎疫情让人措手不及的一个原因。2020年我再次阅读了圆城塔的《自指引擎》（『Self-ReferenceENGINE』）和伊藤计划的《屠杀器官》（『虐殺器官』），这两部作品也在中国受到了广泛欢迎。我对于日本科幻作家的危机意识和灾难意识，以及从不自我设限的想象力和批判精神，更加感到敬畏。现在的中国仍然需要向日本学习。

最近我还读到了松本清张《黑地之绘》（『黒地の絵』）。他不是严格的科幻作家，但也写过科幻小说《末日来临》（『神と野獣の日』）。同样是写灾难，松本清张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以前读他的《点与线》（『点と線』）、《砂器》（『砂の器』）、《某〈小仓日记〉传》（『或る「小倉日記」伝』）等，爱不释手。《黑地之绘》是他的短篇小说集，第一篇叫《二楼》（『二階』），如此短的篇幅里，三条人命，世道人性的刻画细致入微，产生了超新星爆发般的震撼。宫部美雪说：“就像抬头便能看见月亮和太阳一般，在推理小说的世界里，一抬头看见的，就是松本清张的那些作品。松本清张对我的影响远远超过我的想象。”东野圭吾说：“松本清张是影响我创作生涯最深的作家。”但松本清张远不是一个单纯的推理作家，他的作品超越了类型小说，他也成为了描述人类命运的大作家。他直面社会真相的磅礴力量，以及精湛的艺术水准，都使我觉得，我跟松本清张真是有一万两千条铁轨的差距啊。

我认为，像音乐一样，科幻作为一种国际通用语言，将在这个充满距离感和分裂感的世界上发挥更大作用。疫情对于中国科幻作家的警告是，不能小富即安，要有更宏大的愿力，更强的同情心，帮助读者认识这个莫测的悲剧性世界，并从中找到活下去的勇气。

作者简介

韩松，科幻作家，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科幻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曾获科幻银河奖、华语星云奖、京东文学奖。代表作有《地铁》《医院》《红色海洋》《火星照耀美国》《宇宙墓碑》《再生砖》等，被翻译成英、法、日、意等多国语言。

本文转载自《科普创作》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