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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在大连解放前的个人经历

我1926年11月25日出生在一个由山东沂蒙地区“闯关东”来大连落户的破产农民家庭。

那时，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战胜俄国、由沙俄手里接替管理大连地区（当时叫“关东州”）已十多年，正开始把这里开辟为日本的殖民地。我父亲要饭补贴盘缠，只身来到大连，来到后历经到码头当“卯子工（计时工）”、与人合租拉洋车（人力车）、到日本人家做佣工等吃饭养家，生活基本上是贫困而不安定的。

当时我家住在现在的胜利桥东面火车道旁断崖南边一个叫“后马道”的棚户区里。住在这个棚户区里的几乎全是山东来的破产农民，大部分人都目不识丁，愚昧落后，生了病请大神，叫魂儿，男女结婚讲属相，与现代文明生活格格不入。

我父亲和母亲就在这个棚户区里结婚，生下我们一代。他俩都是文盲出身，但是都不甘愚昧，自己刻苦自学，又教我们读书，特别是送我和大我一岁的大哥到棚户区内的一个“私塾”里读书。我7岁时在这里学了“辛亥革命”后新编的教材，得到初步启蒙，因此相信科学，抵制周围的愚昧迷信。十几岁时就经常招来周围的小孩子给他们当小先生，宣传自己知道的科学知识。

到了9岁，我进了“公学堂”，在这里接触了“理科”（自然科学）课程。除了系统的知识之外，我和大哥都迷上了科学知识。我们从挑担收废品的人那里发现了一本日本人读的《小学生科学》杂志，上面有科学知识、科幻故事，图文并茂，我们读得如醉如痴，以后就到处翻废纸堆，遗憾的是再没找到第二本。但捡到的半面废纸却给我们提供了收集科学知识作笔记的条件。我们订了不少本子，起名“智要”，把接触到的零星科学知识，不管浅的、深的，随时随地记录下来。这样得到的知识虽然不系统，但是都能弄通弄懂，于是我们进入了提高自己科学知识素养的时期。我俩经常围绕自己收集的知识进行讨论，从简单的天文-地理知识，直到爱因斯坦的“四维空间”、“质能方程”等，无所不谈。

六年制的“公学堂”毕业以后，我们都没上正规中学。大哥薛金会到“满洲电信-电话公司（简称‘电电’，日本企业）”的“职工养成所（培训学校）”接受有补贴的培训，毕业后当了这个“电电公司”的职工；我则到国际运输公司（日本物流企业）当后勤职工。大哥推荐我参加日本国内办的函授学校“大日本模范中学会”学习。我利用业余时间读了一个时期，不久这所函授学校倒闭了，我把这所函授学校的全部教材买来，把课程中的数学、外语和生物、博物、物理、化学等教材单独拆下来分别订本，反复研读。

大哥后来在“电电养成所”毕业，升入进一步培训高级职工、有工资的“高级职工养成所”，毕业后成为这个公司的技师，分配在承德市。他每月领到的工资除生活费用外，全买了书。后来他调工作到长春，把几千本书籍全寄回了大连的家里。这些书籍囊括了古今中外，日文的很多是科学著作，有达尔文的《进化论》、法布尔的《昆虫记》，还有一些通俗的科学读物。我来不及一一阅读，这时已经是日本侵华战争战败投降的前夜了。

2、我在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的科普活动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表“终战”诏书，我在意识到自己成为了祖国的主人的同时，下决心为国家和人民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提高中国人的科学素质。

年尾，大连市成立人民政府，教育局废除日本殖民地时期的教材，成立教科书编辑委员会编辑自己的小学教材。我经人介绍，到这里工作，而且恰好做了“自然科”的编辑。我胸有成竹而且独占鳌头，列出了这套自然教材的内容大纲，受到了局长卢正义的赏识。不久，旅-大-金三市-区上面成立关东公署，公署决定小学教科书一律使用解放区的课本，大连市的教科书编委会解散，我被留用为教育局的公务员。

这时国内解放战争开始，旅大地区因为有苏联驻军，成为国内唯一的和平地区。当时国内大后方一些文化界人士如林汉达、赵则诚、陆维德、杭苇等陆续来大连暂住。这期间我一度被关东公署教育厅临时借调，参加公署请杭苇和十几位人士成立的教科书编辑部，我担任的是插图绘制工作，还没用上科学知识。

工作结束后，关东公署成立关东高中，这个高中分为师范部和中学部两部，我被调任为师范部教师，以现任小学干部和骨干教师为对象，培训他们加深-加宽教材的知识，准备回校领导教师提高教学质量。我担任自然课教师，有了传授科学的机会。我在自然课堂上讲天文，大谈对宇宙的“盖天说”和“浑天说”；讲生物则大谈“蛋白质”和“细胞”-“核酸”，学员纷纷反映“听不懂”，使我深深感到科学教育中通俗化的必要。

1948年初，教育局为小学生创办《新少年报》，我因为另有任用，没能负责编辑这个小报，但从创刊起就做了这个小报的特邀撰稿人。我每期都为它提供一篇科普小文，如“玻璃为什么出汗？”“金鱼是蚕子变的吗？”“秃尾巴老李是怎么会事？”等等。

与此同时，我还在当时的《关东日报》副刊上发表过“娘娘灯”、“凭灵现象”等科普小文，国内出版物中也有转载。

我的所谓“另有任用”，是新学期开学时，教育局决定利用西岗区欢胜街的三所学校校址集中的有利条件，成立统一的“实验小学”，分低、中、高三个部，实验“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教学，我担任高级部的主任。从新文字注音到代替方块汉字，进行了教学实验。

1949年大连市开展识字运动，卢正义局长让我编写识字课本和识字学校毕业后继续提高的文化课本。文化课本是分学科的，其中的《语文课本》和《自然课本》是我编写的。后者的内容是小学“自然”课程中各科学领域的基本常识，也是公民应当具备的自然科学知识基础。

3、关于《宇宙旅行》的写作

我写《宇宙旅行》有着特殊的机缘：上节提到，1947年，国内文化界人士来大连，那时有几位前辈成立“光华书店”（后来改为“生活-读书-知识三联书店”），准备组织出版《新中国少年文库》。一位朱泽甫先生为书店组稿，他经教育局介绍找到我，要我为《文库》写一本科普读物。我觉得义不容辞，而且实际已经胸有成竹：第一，我很早就意识到，破除愚昧迷信要从普及天文知识入手，但首先要解决通俗化的问题；第二，我在大哥寄来的书籍中发现有一本日本人光川久写的《宇宙旅行》，觉得这才是普及天文知识的最好形式。但对原书的内容觉得很不满意，心想要是我写，我会用另一个写法。

恰好朱泽甫先生来要求我写科普读物，我就决定按自己的想法另起炉灶写了《宇宙旅行》。

我撰写《宇宙旅行》除了参考上述光川久的原书之外，还大量引用了山本一清的《初等天文学讲座》。我在书中采用的照片是从山本一清书上剪来的，图片如“四季星空图”之类，大都是我收集资料自己绘制的。

因为许多资料都是日文，最大困难自然是日语专用名词如何准确地译成对应中文的问题。在编写校阅过程中，我随时参阅国内出版的有关书籍如《谈天说地》等。但就是这样也难找到理想的译法，因此直到出版了还残留着一些例如把“火卫一”说成“底莫斯”、“火卫二”说成“花葩斯”的情况。

现在看来这本书在知识上也还很陈旧，很多新的天文发现都没能写进去。

这本书出版后，读者的反映都是肯定性的。也曾有读者提出属于知识上的疑问，对此我即时作了说明。

出版后我才看到出版社请人绘制的封面，我不太满意，但没有提出异议。

4、《宇宙旅行》出版后的科普活动和写作

1951年《宇宙旅行》出版时，我先后任教育厅的编审科长和工农教育科科长。在《宇宙旅行》出版的鼓舞下，我照旧在业余时间从日本读物中寻取启发进行写作。其中有一本南洋一郎的《所罗门岛探险》，写的是日本“进出”南洋，掠夺石油资源的故事。书里写到南太平洋所罗门群岛的自然环境，我觉得这种形式可取，就编写了一个故事：一个小渔民和几个人在海上被日本人劫持，遇大风浪漂流到近澳大利亚的美拉尼西亚群岛（黑人群岛），和土著的黑人一起与掠夺石油资源的侵略者斗争的故事，起名《黑人岛上的圣火》。以这个故事为依托，写岛上的雨林、石灰溶洞等奇特的自然地貌、以及黑人部落的风俗人情。为此我特地到图书馆借来《世界地理风俗大系》和《南洋生物志》等参考书。写成后我把书稿寄给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社认为这是国内少有的知识读物，立即接受出版了。

这期间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召开工农教育会议，我作为大连与会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会议，汇报识字运动，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

以后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我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受到批判，接着在反右派运动中被划为右派。不久又受政治陷害，先后被判刑劳改、群众管制、流放山乡前后达20年。在劳改队我曾协助犯人卫生所宣传卫生知识；流放后期，我在农村公社医院、生产大队的要求下采取橱窗、广播等形式写了“治病小验方”、“吸烟有害”、“粪肥养地”、“先有鸡？先有蛋？”以及“黄鼠狼迷人是怎么回事？”等小文章进行了科普宣传。

除了这些零打碎敲的宣传之外，在上述困难期间还挤时间写作了第三部以少年儿童为对象的科普作品《眼睛看不见的小世界》。

这部读物打算分上、下两册，上册从水里的变形虫、眼虫等单细胞生物说起，讲了细胞的聚合、功能分化等，在这里面着重写的是细菌和病毒、蛋白质、核酸和生命现象等；下册还准备写分子、原子和原子的裂变-聚变、以及量子世界等。我的计划是在《宇宙旅行》这一“宇观世界”和《黑人岛上的圣火》这一“宏观世界”的基础上再加上《眼睛看不见的小世界》的“微观世界”，合成“三观”，科普写作告一段落。以后积累条件，考虑再写一个关于大脑活动的“主观世界”，算是额外的贡献。

到1979年改革开放，《眼睛看不见的小世界》上册已经独立成书稿。当时市里成立“科普协会”，我成为第一批会员，协会把我的书稿要去看。不久科普协会解散搬家，遗憾的是，这部书稿却因搬家纷失不见了。

从这以后，我参加组建“大连教育科研所”，我的科普工作也就中止，精力转入了教育科研方面。

5、我对“科幻”和“科普”的理解

我写的《宇宙旅行》、《眼睛看不见的小世界》以及《黑人岛上的圣火》，尽管在叙述上也有虚构的成分（例如老师带学生乘火箭巡游天体，或知识老人带小朋友不断缩身，深入到小世界里观察浮游生物），但这只是为了让读者能够像亲历一般直观地观察客观对象，并没有干预客观对象。所以基本上属于科普，而不是科幻。这些年来我读过一些科幻作品，如于颖新先生的《灵魂之约》、刘慈欣先生的《三体》等，这都是以科学为题材、用虚构的人物情节故事表现超自然的、或未必真实的科学事件的。这里也有时难以避免“虚构”到科学本身，损及科学的严肃性。这是科幻写作的险区。

总之，前者是普及科学知识，后者则是文学创作，功能各有不同，满足不同读者的不同需要。因此我认为两者各有自己的价值，要发挥各自的特长，而不能肯定一方-否定一方。现在人们科学素质已经有了很大提高，但普及科学知识仍然不能忽视；另一方面在科学知识普及的基础上，人们对科幻文艺的兴趣和需求也越来越增强。我认为在不损及科学知识严肃性的前提下，应当把重点多放到科幻作品的创作方面。

因为我离开这方面的写作和思考已经40多年，谈不出更多更新的意见，不好意思，只好到此为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