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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鸣奋的学术研究一直与当代新媒体、新技术与新文艺的融合变革相关联，具有极强的学理性、前沿性、跨学科性与数据库特征。作为他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研究重点转向标志性成果的科幻电影工业与美学关系的研究，则是这个学术体系面向当代人文学术话语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21世纪以来，人类公共传播媒介急遽更新迭代，新技术革命浪潮席卷世界各地，超文本、超链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虚拟现实、万物互联与综合能力更强的Web3.0技术不断地冲击当代电影的生产与制作，电影工业美学体系逐渐从工业现代化时代进入到“后工业时代”，奠定了当代电影生产制作与传播接受的阐释批评新美学体系的技术前提和现实语境。“从根本上说，电影是高度依赖现代工业体系存在的一种艺术形式。只有拥有既成熟、高效，又具备高度灵活性和创造力的电影工业体系的国家，才能真正让科幻电影成为自身电影作品矩阵中一个固定的类型区块，否则就只能使其成为时隐时现的游骑兵。”[1]在此基础上，融合了多元文化诉求和现代科技变革要素的新电影叙事模式也逐渐崭露头角，让世界电影呈现出多点开花、精彩纷呈的局面，中国、韩国、日本和欧洲电影借助新技术手段和融媒体传播语境之后的强势崛起，表明世界电影工业生产体系的格局已经发生巨变。现代工业技术的迭代更新、工业美学体系的成熟扩容以及科幻电影创作的超前意识等要素的共同作用，对美国好莱坞所主导的科幻电影工业美学生产与传播体系提出了挑战。近年来中国科幻电影的强势“出圈”（甚至“出海”）也是在电影工业美学体系急剧变革以及中国商业电影工业生产体系发展进步的语境下发生的。所以，在经历十几年艰难模仿、实践、探索与“弯道超车”的过程中，像《流浪地球》系列这种努力打破文化隔阂、超越类型化影响的“中国式科幻电影”在突破好莱坞电影类型叙事瓶颈、修正其在叙事创意想象与世界观构架上的缺陷方面做出有益的探索，特别是该系列从某种意义上改变了好莱坞大片续作无法超越前作的问题，有续作比前作更加精彩自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幻电影工业美学话语表达系统。除此之外，像《逆时营救》《太空群落》《火星异变》等产生了较大反响的网络科幻电影持续发力，与零星成为“爆款”的中国科幻电影工业大片（以及《三体》《开端》《灵笼》《黑门》等科幻剧集与动画）已经共同为当代电影高质量发展构建了一种有别于好莱坞大片生产体系的“电影后工业美学”新标准、新理论和新模式。

一、搭建科幻电影创意的理论框架

面对新世纪以来科幻电影创意、生产、传播、接受与再生产的新媒介、新技术、智能化发生语境，具有高度学术敏感的黄鸣奋自然不会错过理论阐释的契机。在《电脑艺术学》（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超文本诗学》（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数码艺术学》（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西方数码艺术理论史》丛书（学林出版社2011年版），以及《数码艺术潜学科群研究》（学林出版社2014年版）等早期著作中，他就已经着手进行科幻电影创意、文化工业和新审美内涵的探索。黄鸣奋将科幻电影作为新媒体和新技术影响之下的当代艺术“新文类”，从文本细读的视角揭示这种新文类对他早期研究中涉及的“泛文艺形态”的理论阐释价值，构建阐释新媒体文艺“亚文类”话语范式系统。当下，科幻电影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越来越呈现出它的全球化特征和多媒介属性，这为理论研究提供了现实文化参照。常年浸淫于新文艺形态创新的黄鸣奋迅速转向电影的媒介创意研究，科幻电影作为技术与艺术双重变革的载体，自然就成为他进行学术创新的突破口。为此，黄鸣奋出版了科幻电影研究的三卷本巨著——“科幻电影创意研究系列”（2019—2020年由中国电影出版社陆续出版）。该系列由《危机叙事》《后人类伦理》《黑镜定位》三部专著构成，共200余万字。它们分别着眼于科幻电影创作目的、创作重点与创意特点三个核心问题，涵盖了科幻电影内容生产的对象主体、原则方法与思想内涵。解决好这三个问题为科幻电影理论研究奠定了合法性基础。

《危机叙事》将科幻电影中重点表现的危机主题理解为一种彼此对立的势力相互博弈、充满张力的特殊位置，以黄鸣奋在《位置叙事学：移动互联时代的艺术创意》三卷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7年版）中提出的“位置叙事学”为参照系，从自然位置、社会位置和心理位置视域阐述科幻电影中各种危机的成因及其应对策略。张经武认为这套巨著以“位置”为核心因素，包括三个关键点：一是艺术创意首先应寻找到艺术的位置，二是艺术创意应充分挖掘和开拓位置的创意潜能，三是艺术创意还应充分尊重和利用位置叙事和新媒体的关联[2]。通过“危机定位”，黄鸣奋找到了打开科幻电影创意密码的钥匙，“危机叙事”就成为科幻电影创意和生产的逻辑起点（科幻情境及其叙事设定的“锚定点”，即所谓“位置感”），影响着科幻电影研究的学科定位。

“科幻电影创意研究系列”中最有创新特色的是《后人类伦理》。黄鸣奋借此提出科幻电影创意“一个背景、两种角度、三重分析”阐释模式。“一个背景”是科幻电影创意发生的后人类语境，“后人类”是非常复杂的人文社会科学境况，具有非常突出的理论阐释张力。“两种角度”是站在新媒体传受的语境中从历史的、逻辑的双重角度对科幻电影创意加以学理考察，以此探索科幻电影创意的可能空间和伦理内涵。“三重分析”着眼于科幻电影创意的后人类视角、运营的新媒体机制与创意的新伦理规范三个层面来构建科幻创意的阐释范式。最终，科幻电影创意的“后人类伦理”就演变为一种“碎片取代整体，交互胜过了灌输，小叙事瓦解了宏大叙事，主张社会交往已经从义务和责任中解脱出来，进入后义务与后责任时代”的“后现代伦理”[3]，其价值旨归是新媒体与科幻电影生产、科幻创意规范和科技伦理相互博弈融合的复杂状况。

《黑镜定位》以科幻电影与科技的复杂关系为切入点，选取“黑镜”这一具有多重隐喻功能和阐释张力的研究对象，分析科幻电影创意在本体论层面的内涵，彰显科幻创意的审美功能。黄鸣奋指出，“黑镜”既是科幻电影创意的具体内容指向，又揭橥了科幻电影创意的主旨，还呼应了科幻电影创意与媒介变革之间的伦理关系。因此，“黑镜定位”视域下的科幻电影创意的方法论意义在于借助科技光明穿透玄幽（黑暗之镜），透视科技光明见到阴影（黑斑之镜），仰仗科技光明重塑江湖（黑客之镜），它们共同阐明科幻电影“黑镜定位”及其创意想象的艺术功能。“黑镜”既是科幻电影叙事表达的“创意定位方式”，也构建了某种伦理批判的标准体系。因此，“‘黑镜’就是黑入之镜，就是具备穿刺性、穿透力、穿越感的透镜。在科幻电影的视野中，不论是形之于外的身体，还是蓄之于内的记忆，或者是沟通内外的视觉，都被置于异乎寻常的境况中予以审视”[4]。科幻电影通过新媒介创意的“穿刺”“穿透”和“穿越”功能来激发其艺术魅力，展现人类想象力话语建构的阐释之力、创造之力与省思之力。

上述著作充分结合一百多年来国内外科幻电影、电视、动漫与新文艺形态的创意实例，体察入微、内容丰富、逻辑谨严、论证深入，以科幻创意、科幻生产和科幻传播为切入点，构建了体大虑周的学术体系，结合科幻电影创意的多重理论范式来反思后工业时代技术媒介的发展转型对于新文艺创作、传播、接受和再生产的影响。黄鸣奋希望通过（网络）科幻电影的高质量发展这一独特个案来揭示当代新文化实践的最新趋势，指出科幻文化产品的内容创意、生产与传播经由工业化、技术化、媒介化、数字化与消费化而介入当代人类社会生活的艺术特征与美学内涵。这些关于文化产业与新媒体艺术研究的学术成果构成了黄鸣奋高起点地介入新时代中国科幻电影研究的理论支撑。

二、开拓科幻电影研究的崭新境界

2020年8月，国家电影局、中国科协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科幻电影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科幻十条”），这是国家从文化战略层面推动科幻电影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全局性、纲领性和指导性文件。2023年3月，国家电影局发布的《“十四五”中国电影发展规划》专门提出“扶持科幻电影创作生产”的具体举措，包括全面落实“科幻十条”，推动提高国产科幻电影创作水平；促进科幻电影发展联系机制，大力扶持科幻电影创作，带动电影特效水平整体提升等。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国产科幻电影的失望之声时有耳闻，尽管《流浪地球》的精良创作与繁荣热映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此种文化焦虑，甚至被视为国产科幻电影崛起之路的扬帆起航，但在科幻电影界，中国力作的乏善可陈似乎已成为某种‘共识’与刻板印象”[5]。兼具民族特色与现代视域的本土科幻电影力作的匮乏，也客观上造成了科幻电影理论阐释的稀缺，因此这一境况亟需得到改变。当前，数字影像的出现颠覆了传统电影理论，数字影像取代电影胶片成为电影文本的存在方式，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MR（混合现实）、流媒体以及非线性语言对电影编码体系的重塑，电影从创意、生产、传播、欣赏和批评的每个环节都发生了剧变。电影制作层面，融媒体、元宇宙、人工智能、ChatGPT、后人类与虚拟数字人等对我国科幻电影生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科幻电影理论研究和审美话语范式的探索也必然会迎来结构性剧变。基于此，黄鸣奋认识到了科幻电影产业文化发展转型中理论阐释探索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并以前所未有的勇气与决心投入开拓中国科幻电影学科阐释话语体系、构建中国科幻电影理论研究学派等新领域的工作之中。

科幻电影的发展前景一直伴随着新技术革命的脚步，科幻电影的理论阐发也是在与中国电影学派建设的互动中实现观念更新，黄鸣奋的科幻电影理论研究也遵循着理论积累和创新质变的内在逻辑。朱晓军认为，黄鸣奋的科幻电影研究资源主要来自他早年从事文艺学、心理学、传播学、新媒体艺术理论等研究的跨学科兼容，以及“需要理论”“传播九要素”等重要研究成果的理论再发现。因此，他的研究既回应了新媒体技术革命对电影的挑战，又契合了方兴未艾的新文科建设对交叉学科的高度重视。这既需要研究者具有前瞻性的学术视野，更需要在人文与科学领域建立理论研究的跨专业交叉视野与多学科综合的知识储备，而这些也正是黄鸣奋开拓性研究对于我国电影理论体系建构的标杆意义所在。重构前期“需要理论”的新媒体文艺阐释语境，从科幻电影生产与传播实践的视域拓展“传播九要素”理论的应用维度，由此建立一种对当下中国科幻电影理论阐释和学理剖析的话语范式体系，既是黄鸣奋人文学术研究历程中最重要的原创性学理突破，也是他长期关注技术变革与艺术创新的学术追求的自然体现。基于此，黄鸣奋在《流衍宇宙：中国科幻电影的工业与美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23年版）及《中国科幻电影的多维定位》（科学出版社2023年版）等著作中始终将“传播九要素”作为基本逻辑框架，纲举而目张；《后人类生态视野下的科幻电影》（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则以翔实的考证细读功夫建构了阐释中国科幻电影“四种生态及其艺术想象”的学术路径和方法系统，见微而知著[6]。正是因为科幻电影的生产、传播与接受同时具备科技与人文、工业与美学、媒介与技术、审美与意识形态等“跨界属性”，所以其作为当代文化工业体系的重要一环而成为黄鸣奋构建中国科幻电影后工业美学体系的理想标靶。

《中国科幻电影的多维定位》从九个维度揭示了新世纪以来我国科幻电影创意的特色；同时，科幻电影创意定位的多维属性也印证了“传播九要素”理论。之所以从如此复杂又相互关联的学术视角论证科幻电影的创意定位，是因为深谙中国科幻电影（包括类型体量庞大、质量水准参差不齐的网络科幻电影）生产与传播现状的黄鸣奋知道，与强大自信的欧美科幻电影产业相比，中国科幻电影在内容、形式、规模和质量上都有着较大差距，还没有形成足够与科幻电影强国相颉颃的文化资本，更不可能产生具有广泛阐释力与适应性的电影理论资源。因此，中国科幻电影不仅需要将工业生产流程和管理系统做大做强，还应构建与之相适应的学术阐释系统，这就需要确立相对完善的研究方法、话语范式、批评标准和理论体系，从而推动中国科幻电影的高质量发展。在这一方面，《中国科幻电影的多维定位》在构建中国电影学派的学科背景下显现出鲜明的创新特色和专业属性。具体表现在：研究对象涵盖中国科幻电影创意实践的整体生态，特别是以前沿性和包容性的学术态度将海量的网络科幻电影纳入到研究视野中并给予学理性阐发；统摄中国传统文化视野与现代科学知识系统，从构建人类共同价值的角度阐述中国式科幻电影“民族性”与“现代性”相互交融的艺术属性；综合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形成相对完整的科幻电影创意阐释模式，初步摸索出中国科幻电影“后工业美学”话语阐释的学术理路，从制片、发行、传播、管理和运营等多重视角展现“后工业美学”的理论特质；努力揭示中国科幻电影生产传播机制与评价标准体系，从“科学性”“幻想性”“民族性”等三重视野揭示“中国式科幻电影”理论研究的思路和方向，深度阐发中国科幻电影“后工业美学”话语范式的学术底色[7]。因此，该书不仅是当代中国电影学派建构和科幻电影研究的重要成果，其对“新文科建设”的价值和意义也不言而喻。

当前，就电影理论研究而言，学术创新仍然有很大的现实空间，在已有的本土化电影理论中，包括“电影工业美学”“共同体美学”“想象力消费”等在内的批评话语范式所阐释的对象主要是院线电影，研究方法也基本落脚于文艺学、美学、艺术学、人类学、视觉文化和媒介社会学等有限的角度。但是，新媒体时代影视文化的重要载体除了传统院线和商业发行之外，还存在巨量的线上分账和传播平台，大量的网络视频、线上电影、（微）短剧、动漫游戏等新媒体影像艺术不断涌现，且呈现出“野蛮生长”的趋势，它们也在不断丰富和深化着中国电影理论的话语实践[8]。网络大电影、网络视频、网络动漫、网络游戏等新媒体“亚文类”长期缺席于新时代电影理论话语的批评实践，不得不说这是当代电影美学话语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缺憾。因此，针对电影学界重“商业院线电影”而轻“网络大电影”（尤其是网络科幻电影、短剧、动画、游戏等），重“工业电影”而轻“后工业电影”，重科技美学、伦理美学、数字美学等理论克隆而轻科幻电影美学本土化开掘等认识误区，黄鸣奋从自身巨量而枯燥的“阅片体验”和现象观察着手，系统考察了近20年来中国（网络）科幻电影的文本谱系、创意生态和想象力生产格局，在充分吸收网络科幻电影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撰写了《流衍宇宙：中国科幻电影的工业与美学研究》一书。该书以中国、工业、美学等关键词为聚焦点，仍以“传播九要素”为底层逻辑框架，在中国与西方、线上与线下、工业与后工业平行比较的视野中对科幻电影创意进行理论阐释。在论证过程中，他还非常关注大数据、云计算与元宇宙技术背景下科幻电影美学新范式的归纳和总结，重视在“后人类生态”“后工业社会”和“后理论范式”的多重语境下揭示中国科幻电影的审美特征、创作实践、传受语境与发展趋势，梳理出中国科幻电影“本土化”创作、“商品化”运营与“类型化”实践的理论经验。按照黄鸣奋的理解，在后工业社会数字化生产大行其道的电影生产制作语境下，“流衍宇宙”的提法既契合了科幻电影创意的“元宇宙”发生语境，也暗合中国传统之“道”对于虚实相生、无所不在又意气勃发的艺术境界的想象，后工业化的艺术建构与后人类的美学标准中也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这也是中国科幻电影多元化理论属性的学科本性。更为奇妙的是，这种带有“中国气派”的提法还对应着伴随技术和媒介更新而不断生发和变奏的科幻电影创意实践。黄鸣奋认为，在科幻电影美学系统中，“流衍宇宙”首先是指科幻创意通过工业化制造出强大的意义链，让人们拓展眼界，甚至相信真的存在各种另类世界；其次是指科幻创意引领工业化本身，让人们通过所能运用的各种最新技术营造有别于现实世界的虚拟世界；最后是指科幻创意通过引领想象力消费提高公民创新素质，并且丰富当代电影美学理论[9]。在“中国性”“世界性”“媒介性”“现代性”与“奇观性”相互交融的语境中，科幻电影创意因其“流衍宇宙”的想象而获得深厚的理论基础，又因科幻电影叙事的“宇宙流衍”而如“水之道”一般与世长存、生生不息，这为建构体系新颖、结构健全且具有理论生长性的科幻电影美学阐释机制提供了丰富的潜能。

三、深耕电影后工业美学的学术土壤

中国电影生产完全自主工业化起步于2019年。这一年上映的《飞驰人生》在制作环节上已体现出较高的工业技术水准，同年上映的科幻电影《流浪地球》则从技术体系上构建了中国视效电影的工业生产初始模式。《流浪地球》完全自主工业化生产流程的成功实践不仅为后来《刺杀小说家》《独行月球》《明日战记》《流浪地球2》等电影在国内独立完成制作奠定了产业基础，也为《灵笼》《黑门》《三体》《第一序列》《光明记忆》《戴森球计划》等高度依赖后工业生产体系（数字建模、图像生成与场景渲染等）的科幻动画、科幻游戏的成功“出圈”提供了规模产业化的媒介平台，这些都大大地推动了国内视效产业工业化发展进程，在科幻电影工业美学体系的探索中蹚出了新路[10]。因为，大量带有较高工业化生产水准的影片涌现，不仅为中国式电影大片积累了充足的新技术经验，也为科幻电影利用新媒介平台、数字视效和信息手段从事“后工业化”的想象力生产提供了良好的技术基础。基于此，学术界也开始从理论层面阐释和论证中国电影工业美学的可能性与可行性。陈旭光首先提出并论证了“电影工业美学”概念。这一提法具有鲜明的跨学科、融合性与悖论性特征，虽然它所“依凭的重要理论资源——理性主义美学（技术美学/工业美学/现代设计美学），其核心范畴与学理内核也很少在其体系建构中被征引、演绎和整合，仅仅是一个被挪用为标签的空洞名词”[11]，但是现实中电影文化产业的飞速发展以及理论话语阐释的迫切需要仍然为其生产传播提供了充足的学术土壤与文化资源。因此，对于陈旭光等希望建立研究中国电影与工业生产体系、技术媒介关系学术观点的学者来说，“电影工业美学”既需要具有其学术渊源的理论内涵，又必须在符合中国文化语境的前提下被合理地改造。从理论阐释的角度来看，“‘电影工业美学’是对中国电影‘工业化’‘再工业化’甚至‘重工业化’趋向的理论概括；‘想象力消费’则是对在中国方兴未艾的‘科幻、玄幻、魔幻、影游融合类电影’共同特征的学理提炼”[12]。因此，电影工业美学是电影艺术学的扩容，即在电影艺术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将其研究内容扩展到电影艺术与工业、技术、媒介关系交叉的综合性视域。由于现实社会中科学技术不断变革，生存经验充满变数，人文学术研究时刻面临“转型”，因此，电影工业美学的理论建构与话语范式创造也必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所以说，电影工业美学既不是传统美学，也非学院意义上的艺术学和电影学，它“实际上指陈了电影的工业/美学、技术/艺术结合之后的一种新艺术和新美学。这是‘二元对立’思维的结果，也是由电影之综合性、复杂性、跨学科、跨行业性等特性‘多元决定’的”[13]。当代电影理论界基本将打通中西美学、艺术学与媒介批评理论的方法有机整合起来，将其作为阐释中国电影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尺度。我们也可以将其理解为学术界对电影和媒介艺术生产、传播与接受环境复杂多元属性的一种学术化、美学式与理论性的回应，电影美学新问题、新范式自身的动态发展也即预示着它们天然地包含着一些变数和不确定性。正因为如此，“电影工业美学”的阐释有效性在应对蓬勃发展且对高科技、新媒介有“强依赖性”的科幻影视时已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于是，在“电影工业美学”的基础上，提出兼具中国特色和现代性视野的阐释科幻电影、网络视频和数字游戏等新文艺生产实践的概念、方法与理论，就成为新时代电影理论研究的自然选项。

据悉，国内最先提出类似“后工业美学”概念的是北京大学教授向勇，他认为电影工业美学是具有增长性和“建构性”的实用主义美学观念，但人类文明所处的“后工业时代”语境使得电影发展面临“后工业美学”转型的趋势。因此“在电影工业逐渐汇流于电影产业的新时代电影发展实践中，我们更呼唤一种批判建构主义的后电影工业美学观念”[14]。向勇虽然号召建立“后电影工业美学”，但他对这个概念的内核却语焉不详，“后电影工业美学”与“电影后工业美学”的概念从提法上来看，还是存在较大的阐释分歧和学科差异的。因此在研究科幻电影生产的美学标准时，将“后”字置身于“电影”或“工业”之前，所得出的结论也必然会天差地别。也许正是发现了这种区别，青年学者康文钟敏锐地指出，科幻电影“后工业美学”的“去物质性”特征使其与“工业美学”标准相互区隔：“如果说工业美学所映射出来的是以现实作为取材来源、以胶片、电力、模拟信号为制作工具，影像生产都具有现实主义效力的话，那么后工业美学所体现出的所谓‘码农体系、数字技术、跨界开发’等不同的侧面写照，则全然罔顾现实的物质基础，转变为‘去引得（deindexical）’的工业生产，不再是单纯对现实进行描摹。”[15]他从“去物质性视角”和“数字化生产”这一真正触及“后工业生产”的维度来描述科幻电影的美学属性，把技术变革和智能生产作为构建电影美学标准的主要参照系，显然在阐释科幻电影“后工业美学”话语范式时更具有阐释的有效性。这是因为，与陈旭光等论证电影工业美学所依存的现代工业社会语境不同的是，康文钟所论证的“后工业美学”所依存的则是Web3.0时代的信息技术革命语境。

黄鸣奋从（网络）科幻电影文本细读着手，既论证了电影工业美学在科幻叙事中的可能性与可行性，也在创意、类型、媒介、范式等话语框架上拓展了“电影工业美学”的学理内涵，《后工业美学视野下的科幻电影》一文是这种理论探索的集中体现。黄鸣奋从生产、传播和接受语境发生新技术巨变的视角将科幻电影创意的艺术标准提升到“后工业时代”的互联网、大数据与元宇宙的阐释背景中，提出科幻电影“后工业美学”在生产标准、类型结构、叙事体系、审美特征与思想范式层面的转变突破。他认为：“与工业美学相比，后工业美学在社会层面塑造新格局，实现关注重点从制片中心到码农体系、从影院观众到在线影迷、从发行公司到虚拟社区的转变；在产品层面促进视频化，实现关注重点从模拟技术到数字技术、从艺术创意到信息集成、从文化商品到流动IP的转变；在运营层面建设共同体，实现关注重点从繁荣影城到低碳环保、从体验经济到众乐而乐、从营销策略到跨界开发的转变。”[16]由此，中国当代电影美学体系的建构也从“工业化时代”的“机械复制”模式进入到“后工业化时代”的“数字孪生”模式。科幻电影的美学话语范式构建由此被全方位地放置于生产、传播、运营、管理和再生产的多重交互性语境中，其“互联化”“智能化”“码农化”“生长性”“交互性”和“可塑性”等“后工业美学”的艺术属性也将更加突出。

在《后人类生态视野下的科幻电影》一书中，黄鸣奋借助“后人类生态”这一学术新视域思考中国科幻电影“后工业美学”话语体系构建的方法路径。从内容上看，本书是《后人类伦理》《流衍宇宙：中国科幻电影的工业与美学研究》等著作思想理论的进一步延伸，它主要从科技变革所带来的“后人类社会”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心理生态及其相互关系等维度切入对中国科幻电影创意的思考，揭示其后工业美学话语表达范式的可能性。与此同时，该书对科幻电影想象力话语系统的探索不仅同陈旭光“想象力消费”的论述实现了“视域融合”，而且还从科幻电影“想象力话语范式生产”的角度对电影生产创作层面进行理论阐释，从而在对科幻电影理论分析中形成了“阐释闭环”，为新时代中国电影理论学派的建设提供了一种可行性思路。

四、结语

在新媒体、新技术、后人类与元宇宙所共同构建的学术语境下，科幻电影、网络游戏、虚拟现实和媒介融合等领域成为人文学术研究的热点，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已经对其理论脉络及其关联性进行了初步的学术梳理，形成了视野较为广阔的理论流派和方法体系；放眼中国，相关学术研究则处于起步阶段，人文学术的理论范式体系建构仍需学界不断努力促成，在此情境下，黄鸣奋的学术探索则体现了人文学术前沿理论中国化的有益尝试。这是因为，从打通古今中外文论壁垒初步构建艺术传播学理论体系的学术尝试，到以深度沉浸者的身份试水互联网文艺、数码艺术学和新媒体艺术理论研究，再到开展位置叙事学、科幻电影创意与后工业美学的话语范式革新实验，黄鸣奋始终是积极的先行者、重要的在场者。对于人文学术的前沿领域，他保持高度的学术敏感，在治学过程中始终将使命担当与赤子情怀融为一体。此外，黄鸣奋还努力促进中外学术交流与对话，将中西学术观点和思想“熔于一炉”，为人文学术研究的国际化、全球化搭建沟通对话的桥梁，在我国“新文科建设”实践中展现人文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近年来他不遗余力地参与推动新媒体艺术研究、新媒介创意研究、后人类伦理研究以及科幻电影话语范式研究，取得了累累硕果。这一方面是他在全球视野下进行学术探索的自然体现，另一方面也是他努力构建符合新时代要求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模型、话语形态与方法论体系的精神表征。

总之，黄鸣奋不仅积极推动学术思想、研究方法和理论范式的创新，而且还将个人的学术志趣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有机结合起来，努力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中作为人文知识分子绘制学术蓝图，实现人文学术研究的价值。

通信作者：鲍远福，贵州民族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文艺理论、科幻理论、网络文化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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