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普作家网 China Science Writers Association

2022年，我国各平台短篇科幻小说①发表近400篇，这一数字较去年有较大幅度的上升，发表平台包括书刊、科幻专业线上平台与科幻主题征文等。

本年度中国短篇科幻小说创作继续保持了主题多样性、多元化的良性发展态势，呈现出许多令人振奋的新气象：从创作群体来看，2022年的短篇科幻小说创作队伍以中青年作家为主，年轻的新秀作家势力尤其强劲，这一年发表的很多好作品均为在校大学生甚至高中生的新作；从创作主题来看，作者们在世俗、灾难、中国元素等方面不断挖掘与深耕，探索了各种不同的题材类型和写作风格。这一年的新作中，既有描写宇宙星海的佳作，又有观照历史和现实人物生活的新尝试；既有对神话世界的模仿，又有对未来人机伦理问题的追问；既有严肃沉重的灾难和现实主义大作，又有戏谑俏皮轻松的小作品。

一、世俗的镜像

国内学界一直关注中国科幻小说对现实的反馈与想象，并将其视为一种整体特征和未来继续深化的趋势。在彰显人类意志、地方性描写与元宇宙建构等方面，2022年的中国短篇科幻小说的现实书写呈现出一股鲜明的“世俗性”倾向。

（一）人类世俗主义②

“世俗”意指涉及尘世的事物，区别于属灵的和永恒的事物。“世俗主义”是指一种无关属灵和超自然事物的立场。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科幻小说的创作倾向于一种科学世俗主义[1]——将宇宙视为一幅广阔的科学图景，认为科学已经囊括了人类需要知道和可能知道的事实，人类只需做客观化的科学探究，并在求知过程中抑制主观道德判断；而自21世纪后的当代中国科幻作品创作，浮现出一种人类世俗主义倾向——相比于依赖科学，更肯定人类对自身和世界的救赎。这种世俗主义的叙事范式并不是直接宣之于口，而是在无限蜿蜒的情节中逐渐显现：先将人类困顿于一种百无聊赖的厌倦之中，而后解构信仰、超自然事物甚至是科学的力量，最后只剩下人类孤独的自我意志来抗衡一切。

宝树的《镜中记》很好地诠释了这种世俗性。小说讲述了两个人通过“三维亚原子”照相机将自己投射进了一个类似镜子的虚拟世界，并且在其中复制了无数个同样的自己，这些人被困于虚拟空间，最后用“欺瞒”本体的方式逃到了新宇宙中获得解放。小说先通过准确预设人物行为的方式，宣告“一切都是已经决定好的”——这个情节似乎是对2004年刘慈欣的中篇小说《镜子》的模仿——然后提出“自由意志只是人类的天真想象”，人类的努力仿佛毫无意义。但最后经过无意义复制后的意识们，却也在集体看似不断的努力中重获自由。这篇小说的主体构思其实是一个非常老套但依然有趣的悖论：当我们设计出带有本体意识的智能产物，我们如何确认自己不是其中的一部分？在技术营造的虚拟世界里，自己成了自己的他者，我们的宇宙成了博尔赫斯的迷宫花园。这种惊奇的荒谬性，在宝树2022年发表的另一篇《人人都爱拍电影》中得到了进一步阐述。这篇小说讲的是未来AI可以将描述文字变成场景，于是隐私的记录被夸张和修改成了人人可看的上映电影，个体的秘事被毫无征兆地公之于众，由此引发了一系列荒唐可笑的矛盾。

除此之外，杨建东的《种植宇宙》、陈小手的《秦俑》、张天航的《审梦官》等也是关于人类世俗主义的作品，故事中的人物均将科学视为人类实现自身价值或救赎自己的一种工具，而非最终目的。《种植宇宙》围绕“种地”主题，讲述了一家五代人的事业追求，这五代人的青年时代都逐梦“种地”，而当他们成为父辈的时候却都竭力反对自己的儿子从事与“种地”相关的职业。“人要有追求，种地，是永远没有前途的！”这句呐喊贯穿了全篇。然而，最后正是“种地”成就了全人类最伟大的时刻，人类通过种植创造了一个个新宇宙，从而开启从异域宇宙获取资源的新神话时代。这启发了人们在面对无法预见的未来时，要重视和珍惜自身的力量与价值，哪怕只是一个种子播撒者，也是照亮全新宇宙的一抹希望。

《秦俑》可以说是借古喻今的一篇佳作。作者凭借对秦朝傀儡机关的机器想象，大胆推测了历史上秦始皇之死的另一种可能。在布局与解开每一个谜题的同时，作者表明了一个观点，即当古代有了先进的科学技术，统治者在面临永生、终极等问题时的利弊选择与今人毫无区别。那个为刺杀秦王谋划十年的韩国人，可以称得上是史上“赛博谋杀第一人”，而追求自我救赎的两位长生者恰是一对死敌。这个设定与何夕科幻中的“同类竞争”的逻辑十分相似。这篇小说在第二季“谜想故事奖”悬疑短篇征文比赛中获得了不错的奖项。

《审梦官》以脑科学为基础，设定“梦”可以作为量刑罪犯的证据。小说中福尔曼跳楼自陨，人人怀疑是克里斯蒂干的，因其年少时目睹了福尔曼杀害自己母亲的过程。最后，审梦官借助梦境发现了真相，也用自己的力量试图化解克里斯蒂的遗憾与沉沦。自人们关注精神分析学开始，梦、无意识、潜意识就成了一类文人眼中的真实再现。这篇科幻小说提出的问题不仅是科技与伦理的问题，而是在面对是非对错中间的灰色地带时，人们会非常本能地激发对正义与理性、法律与人情的考量。

（二）地方性

“地方性”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为了响应各类征文主题，以地方为背景或者主场来构思故事，将其作为一个密闭而静止的空间，一个无形无状的“容器”，也就是柏拉图所说的“一切生成物运动变化的场所”[2]；二是作者在写作中流露出的与土地和风俗相关的联结，这时的“地方”不再仅是一个背景或者环境，而被赋予了丰富的意义与情感。可以说，前者为主办方偏好，一定程度上以为地方与城市做宣传为目的，后者则是一种文学自觉，两者不存在界限，都一致提醒着阅读者在仰望星空时关注自己脚下的土地。

迟卉的《不做梦的群星》以冷湖为背景，写了一个关于“躯体放牧”的故事。未来人类的躯体与意识分开生存，意识在元宇宙之中，而躯体则存放于现实世界中，其身体活动的时候需要放置在骨骼装甲中，被“放牧人”牵引着“放牧”。这看似是个“科技越往前走，人类就越后退”的结局，然而，“放牧”意识也被应用到人类探索外星生命的尝试中，在现实世界中未完成的梦想被放置在元宇宙中进行，在实际中唤醒了来自宇宙深处的文明信号。

李夏的《长安嘻哈客》将历史与虚构叠放于一起，对唐朝长安城进行了复写。表面上看，作者好似在写小人物被看不见或看得见的政治巨手随意揉捏，但其同时还对长安古城的民俗与重要历史人物进行了大胆想象，将民间向往自由的精神与忠君爱国之间的悖谬借助“嘻哈”的形式清晰而别致地表达出来，将地方历史与现代形式相融合。

阿缺的《重庆的尽头是晚霞》似乎继承了“流浪地球”的构想，让重庆这座山城在大灾难发生前移动起来，驶向安全的地域。作者在重庆启动前给予它十分充分的风土和乡情层面的描写，几乎集聚了人们印象中的重庆历史和文化特性，使得脱离了经纬度坐标的重庆依然是重庆，并且伴随着各类人文历史景观的再现与强调，其“地方性”色彩得到了空前加强。这一方面源于这种写作方式给了我们熟悉的地域一个陌生化处理——重庆小面、辣椒、地震，人们离开的时候会审视与衡量曾经生存的地方和过去的时光，心理层面的地方与历史有着不可替代性；另一方面，阿缺的地方性写作不是孤立的，他按照一种从相似到对比的逻辑，不光写了重庆周边的武汉、荆州，也描写了重庆人移居到北京、天津甚至欧洲、大洋洲的境况与心路。以往当地方由生存空间变为灾难发生场所时，人们会选择离开地方进行逃难，但显然，《流浪地球》给了作家一个新思路——带上家园再走。这种“地方性”也让我们重新思索人类与生存空间的关系，正如“歌声在舞台上才有意义”，对人类而言或许也是，星辰大海是一种梦想，脚下的土地才是无法割舍的根。

（三）元宇宙内外

2022年的中国短篇科幻小说创作提示着我们，要理解元宇宙与现实世界并不是互不干涉的二元存在。从某些方面来说，元宇宙的建构依附于现实的真实感，并以其与现实世界的交互性为理想体验。然而，无论是给虚拟的游戏世界注入真实体验，还是完成现实世界所不能的事情，对于科幻作家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尽力模糊两者的边界，以塑造一个令读者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让其在一个可接受的认知范畴内与作家一起探索与拓展我们世俗生存的边界。

双翅目的《记一次对五感论文的编审》可以说是一次对“感官”描写的全新革命。故事假定学术期刊的编辑审核论文不再需要电脑和纸笔，而是借助“感知”。文中关于“五感论文编审部”对《论感官挪位对增强现实的适应性提升》的编审过程的描写可谓令人大开眼界，“没有鼻腔，腹部的大口负责呼吸”、信息载体不是大脑而是肠道，这些增强现实的文字给必须进行沉浸式体验的编辑们带来了大挑战。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叙述者提出“不认为人有真正的通感”这个命题，这使我们重新思考人类进化过程中的理性干预：“我们只有通过冷酷的理性才能达成共识，但人类不会只有一种共识。”

五月羽毛的《大厦孤立于雪原之上》讲述了意识重新以身体为载体从虚拟宇宙走进现实世界的经历。未来世界中，人类已经纷纷住进了一个用量子计算机模拟出来的宇宙。在这个宇宙中，历史成为禁忌，生存的目的是活得幸福而不是进步。然而，这个虚拟的大厦因太过真实，也会迎来崩溃，主人公博迪再现了人类重新走入现实世界中的情形——学着呼吸与心跳，学着在现实世界中受罪与牺牲，渴望被爱与铭记。这篇小说让我们重新思考那些独立于现实与元宇宙之外的东西，那种独属于人类的、在人类文明发展中最容易忽视的永恒事物。

王轶珏的《遗憾治疗中心》分为三个独立的故事，讲述了三个在少年时代相识的老人分别在临终之际于元宇宙中对自己的少年遗憾进行弥补。与五月羽毛一样，建构元宇宙之前，作者设定在未来世界中，人类对现实已无不满足，城市之间没有区别，国家之间没有纷争，人们精神上有了更高的追求。不同于时空穿梭，实验者在元宇宙中弥补了少年时的遗憾，改写了各自的故事，也给了三个人共同的好结局，但不会对真实世界中的事物有影响。不过，作者可能对这一点有一些遗憾，所以在结尾处让最后一位实验者于现实世界中复生。

二、灾难的想象世界

写灾难是科幻小说一个持久而稳定的“癖好”[3]。就灾难发生场域及其影响规模来看，2022年中国短篇科幻小说主要探索了三种类型的灾难书写：宇宙灾难、自然灾难和社会灾难。这些灾难书写之间呈现出一种鲜明的互构性，实质上涵盖了对未来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想象，通过灾难“发生”反映着环境、社会、经济、政治及生物的状况，读者的目光也会被引领聚焦于宇宙、社会、环境、文化、政治、自然和技术领域之间，而非某一个灾难事件。

（一）宇宙灾难

凌飞羽的《荒野之歌》描写了被开采组织抛弃在外星上的范锦和无意中发现了蕴藏于矿石中的智慧生命，这类生命群体已进化出了比地球人类更高级的文明，却困于语言和形体没有被人类发现。小说最后，范锦和与异星矿石智慧生命进行结合并返回地球。作者写了一个看似浪漫但细想之下后背发凉的结尾——人类不断向外太空发射友好信号，长久以来却得不到回音，但是这个信号并非没有回音，只是因为音符没有被人类识别出来。

苍月生的《傻子》描写了一个跟母星族人走散的个体流落到地球上的故事。母星受氦聚变影响而被红巨星吞没，于是这些族人踏上了在外太空寻找新家园的征程。这似乎是“流浪地球”故事的另一个侧影。与地球人不同的是，母星智慧体必须作为整体存在才具有智慧，于是走散的个体就逐渐成了傻子。这篇小说讲述的其实是有些残忍的宇宙社会学，和平和法则约束似乎只是表象，当地球感知到来自母星族人的威胁时，毫不犹豫向它发起了毁灭性攻击。这篇小说跟倪匡的《不死药》有一点像，就是智慧体寿命的延长要以智力的倒退为代价，傻子一开始流落地球但是拥有了无限寿命，回归于族人群体后恢复了智力却迅速死去。

王侃瑜的《火星上的祝融》讲述了占领了火星后的人类逐步解开身体的束缚，成为没有固定形状的组合体，最后向宇宙深处驶去，只留下“祝融”这一个人工智能，而这个人工智能与另一个被唤醒的人工智能就消灭还是助长真正的火星生命问题展开了较量。两者在互相毁灭的威胁之中，都想着同一个问题：“人工智能是否可以算作生命？”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设定。科技解放了人类，人类厌倦了一切去追逐星辰，而他们留下的人工智能却再一次纠结于他们曾经纠结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还隐含着一个指向，即当人类被机器化后，真正的机器是否会更有人性？

江波的《地球毁灭的那一秒》讲述了外星人对地球的侵略，人类为了保存文明选择了在虚拟世界中为人类延续生命。这延续了刘慈欣科幻常出现的“希望”命题。从绝望中寻找希望，最后发现仍是绝望，并且留给了人类更多的伦理难题。

房泽宇的《“这就是深渊的尽头吗？”》全篇采用对话形式，表面上讲述了三人在异星海洋的探险故事。小说中地球人死后的意识发散到宇宙中，在某行星上形成了一片海洋，但实质上这片海洋也在不断向地球输送人类诞生时的生命意识。

钟昕辰的《生命交响曲》设想宇宙万物是用一维弦打造的巨型乐器演奏出来的交响乐，当小概率事件发生频率升高，意味着交响乐的谢幕、宇宙万物的终结。于是，银河系中的各物种都被召集在一间屋子演出，共同来定义一个不同凡响的结局。

除此之外，我们看到一些年轻的作家在宇宙灾难创作方面十分有新意。例如高中生黄文琛的《镜中异客》描写了宇宙间一位巨大的模仿者，会将其所见之物的所作所为复制一遍。大二学生索木的《前往圣帕尔那》讲述了地球人类的外星殖民地遭受自然灾难，在人类离开后，星球上的仿生人、克隆人和机器人为了人类再次降临，拖着一个核反应堆踏上了“朝圣”之路。两篇小说的直接写作对象是宇宙间的异类与灾难，但却都聚焦于人性。《镜中异客》揭示了人总会被自己做过的恶行所害的道理，《前往圣帕尔那》中的非人类具有人的懦弱绝望和爱情幻想。两位作者都采用了一种“公路文学”的叙事方式。

（二）自然灾难

汤已冬的《直到宇宙熄灭》的故事缘起是气候灾难。人类为了扭转温室效应，在大气中抛洒催化剂降低温室气体含量，但过犹不及导致地球成为一颗冰球，人类被迫转入地下偷生，并试图借助时空旅行的方式回到过去更改曾经的失误。虽然叙述者宣称“感性是独属于人类的毒药”，但这个被降以大任的穿梭者就是凭借着对失去的爱人的情感走出危险、获得重生的。全文一直贯穿迪伦·托马斯（Dylan Thomas）的诗歌，从公元3050年6月30日出发，于同一天结束，小说的全部叙事方式其实已经暗含了这个结尾的悬念，换言之，小说的结局可能是另一段历史循环的开始。

悠的《冬虫夏草》写了无智慧生物对人类生存领地的入侵，来自远古时代的孢子将人及其他动物感染成植物的方式生存。看一下小说标题就知道，这是一个与季节息息相关的主题。气候变暖，生长于远古时代的孢子寄生种群才会被唤醒。尽管小说的最终指向把对“动植物混合生命体”的控制归结于各方军事的较量，但依然可以给我们启示——过去我们知道时间寄托于空间存在，这是我们已知的历史，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绵延”激发了人们对心理时间、时间的流动性的认识，但《冬虫夏草》让我们看到一种跟温度、跟规律性相关的时间，把握这段时间里的因果规律，就理解了作者描述的灾变事故。

路航的《你应如鸟向山飞》生动讲述了异星球智慧群体以生命为代价与自然抗争的故事。西壬星球的阿克罗伊得斯是一群飞行生物，因星球陆地面积少，他们会选择以祭舞的方式舍身于大海，让叠放的尸体形成一座座可以让同类停靠的“高山”。先辈这种为取得生存之地而死去的神话，就像“精卫填海”一般，是一种忘我的集体主义。我们在国外科幻作品中也很容易找到一些类似的献祭与牺牲的情节，比如《海伯利安》（Hyperion）中的神父殉道，但为信仰与教义的写作总是缺少一种宏大。可以说，《你应如鸟向山飞》植入了中国科幻中独有的一种精神。

老碳子的《迁徙》讲述了一种高维生物的迁徙对现实世界的灾难性影响。故事始于一个农村少年大壮的质朴求知，当他人将黑色球体的出现当作奇闻时，大壮带着对科学知识的渴望向老师寻求解释。小说的情节架构类似刘兴诗的论文式小说，比如针对“黑球”设想的提取、鉴定、分析等研究步骤，以及最后归纳出规律——“黑球”的出现必定会伴随着交通事故，从而引发连锁反应，甚至慢慢改变地球环境，导致自然灾难。这篇小说的独特之处，正是从科普角度进行幻想文学写作，其设想的事物大概率不会存在，但其科学求证的过程与真诚求知的态度才是小说的主题精神。

（三）社会灾难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2022年的中国短篇科幻小说作者有意识地将社会灾难从宏大的灾难题材中单独提取出来，并对社会性进行多维度的过程描写。一方面，灾难是由多方面要素构成的，来源于受灾地区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环境；另一方面，灾难的影响以多种聚焦的方式揭示了观念、人际关系、社会秩序等的结合对于处理灾难事件及其引起的社会经济的脆弱性问题的重要性。这类题材提示读者要从深层次意识到，有时候是社会本身，而不是自然或者外来的宇宙文明入侵，决定了地球上的生存危机及其受害者。

王侃瑜的《陨时》采用口述史的方式，从元媒体主播、打击乐老师、企业社会责任咨询师、生态旅游领队等人的角度描绘了时间加速后的世界。新科技产品“速时通”使人类不再共享统一的时间，而是分为不同的时速维度。因此，作者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有趣的末日悖论——加速的尽头是宇宙热寂、时间陨落至完全静止，但人类无法阻止，慢速者的执着并不会迎来一个好的结局。口述史的叙事方式加强了故事细节的真实性，马克斯·布鲁克斯（Max Brooks）的《末日之战》（World War Z：an Oral History of the Zombie War）也是以这种方式“记录”各个国家应对活尸瘟疫的历史情形。这种真实性的加强，使得灾难不再是一种隐喻或者背景，而直接上升为作家写作的主要对象，读者一开始就被带入情境，从而主动思考作者所描绘世界中的种种事件。

墨熊的《第二种猴子》提出了一个类似电影《超体》（Lucy）的构想，即人类大脑还有可进化的空间。未来，“卵生”技术还原了人类的本来面目，使人类成为超越语言、动作和表情，将沟通机制开发到极致的族群。与三体人一样，他们之间没有谎言，很短时间内就能分享完彼此的整个人生，从而建立起信任，让世界变得更加和平。但新人类群体形成之后的未来是什么样子，作者没有继续写，只是表达了一种担忧：人类有一天会越来越少，还是会变成流水线中批量出厂的工业制品？

昼温的《星星是如何相连的》描述了一场关于想象力的灾难。按照大脑的稳定性，人类被分为羽人、石人，羽人被视为不可控的一类，因而大规模失业。其实，这个故事中最重要的灾难是“天赐星门”——宇宙突然赋予人类前往外星殖民的通道，被选拔派遣过去的人全部有去无回。

曹浩的《一长串数字的梦》就像是未来版的《巨人传》（Gargantua et Pantagruel），描写了一类由数字引发的经济体灾难，围绕的是星际冲突对生活物品价格的影响。小说充满了荒谬、惊奇与悖论，甚至塑造了一个与高康大一样像饕餮的巨人。

其实，关于社会灾难的写作在晚清民国时的科幻作品中就初具雏形。相比欧美科幻将灾难作为背景式的末日想象来描述，中国科幻小说自出现起就与政治背景和社会发展情况联系密切，国家政体的不确定性和内忧外患的不稳定形势，让先觉的作者自觉将由其引发的社会问题投射进故事情节中。从中国科幻小说自身的发展历史来看，这是一类值得引起重视的创作主题，因为随着时代的进步，它并没有销声匿迹，而是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三、中国元素与中国科幻的联动

科幻小说少有民族性的表达。在科幻小说中，人们必须把自己看成一个种族，而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国民。在科幻小说里，所谓的技术变革涉及的事件，其重要性远远超过个人和社会的意义，其往往使整个地球或者人类文明处于危机之中。然而，毋庸置疑的是，一些中国科幻小说带有非常容易被识别的本土特色，这一是源于作家的创作自发传达着中国人的处事思维和价值观念，二是作者会有意融合一些符合中国社会对于科学技术、生命情感与人性尊严等方面的境界追求和审美心理的中国元素，使作品在展现文化多样性的同时，增加读者的文化认同感。

（一）语言、怪谈与中国式英雄

洪炑的系列短篇是带有中国特色文化印记作品的代表。《火树银花》可以称作是中国版的“时间机器”。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造时光机的“痴子”，他的时光机穿梭于无数个平行世界中的过去与未来。正如作者所说，主人公说话写文染上了一些“怪腔调”，小说整体语言风格都与这个故事设定保持了一致。表面上看，这种“怪腔调”是只有中国读者才能体悟到的一种孔乙己式的说教，是一种不被理解的“痴”，强调这一点，也就为作者接下来说明村民对表叔科研的名字和事迹的不屑与怪罪做好了一个隐形的铺垫。《柳火》和《石破天惊》将科幻构想与民间怪谈结合在一起，使作品更具可读性与通俗性。《柳火》详细介绍了木匠师傅的工艺传承，并将柳树属阴与“离火鬼”联系在一起，一步步揭示了木匠师傅尘封的爱情故事，其背后是两个不同量级的文明互通信息的尝试。《石破天惊》的故事内核是一个工程师想要带自己已经死在异星上的父亲回家，却因操作失误也留在了火星上。通过这三个短篇，我们看到，洪炑这位作者的思想和故事里有过去时代的印记。他的构思是从过去向未来看，有一种独属于中国人的脚踏实地，故事线索情节铺设得也很好，明暗结合，从细微走向宏观，由日常迈向伟大。最后，他又轻飘飘将一切归于平凡人的好奇心：“好奇心促使他们不断探索所处的宇宙，最终走向宇宙之外。哪怕代价是耗尽所有能量和生命，他们也要点起一簇焰火，只为在高维世界看上那么一眼。”

任青的《来自近未来的子弹》讲述了一个来自中国古代的“赋命机”在当今社会引发一系列命案的故事，赋命机会跟人的意识融合，当人有了杀戮念头时就帮他置人于死地。这篇小说最大的特点是注重人物群像的描写，有学者、工人、拾荒者、做保安的大学生和有侦探梦的保安等。通过对旧厂改造的整体构思，作者将每一个人物的爱恨情仇、是非好坏都细描了出来。这是一篇科幻小说，也是一幅展示中国社会各阶层生活的全景图。

路航的《牧阳人》写的是普通人想要“去看更远的地方，更大的世界”的故事，这跟刘慈欣的《中国太阳》立意相像。小说中依娜的爷爷从牧羊人变成光电厂骨干，后来依娜受其影响成为太空中的“牧阳人”。这两个角色与《中国太阳》中的水娃一样，证明当普通人通过紧张的哲学思考获得了精神上的解放与自由时，他们可能会比一般的英雄人物更加反对仅仅把自己看成历史发展的简单工具，会强烈希望将理想付诸实践，并发挥自己的作用来满足社会需要。中国科幻中经常会出现这类平民英雄，他们有着鲜明的个人风格，坚信自己会对社会历史产生关键性作用，同时又演绎着一种基于技术崇拜的集体主义神话。

（二）“她”力量的崛起

女性主义研究主要来源于20世纪60、70年代的西方女性主义运动，受该思潮的影响，学界将女性主义作品的讨论焦点集中在女性意识的觉醒、身份焦虑的呈现、和谐的两性关系的构建（含生态女性主义）等。显然，这类讨论并不完全适用于解读中国科幻文学作品中的女性特色。概括来说，中国深层社会意识与西方女权主义、女性主义崛起的背景截然不同，尽管受其影响，但中国当代女性科幻有着自己的侧重点。比如2022年度关于女性的中国短篇科幻小说表达了一种更为前卫的精神，一种根植于中国女性文化中且唯其独有的东西，传达了无尽的坚韧、婉约与美好。

慕明的《谁能拥有月亮》讲述了建模师何小林独自生活的一生。“月亮”一词在中国文化中有着独特寓意且与女性联系紧密。小说前半段描写了女性在艰辛的生活中为满足自己的期望而做的种种努力，月亮是何小林与母亲之间无尽牵念的象征；后半段故事是关于何小林成为建模师之后的生活，月亮成为她独立人格之外的一个情感指示。小说文笔细腻、收驰有度，对虚拟世界中的一些事物进行了实物式描写——如天空、女性的手等，月亮在女主人公的世界中逐步成为同时照亮现实与虚拟世界的唯一。

苏莞雯的《七步狩猎》是关于一个女粉丝以意识融合的方式让偶像复活的故事。小说蕴藏了一个沉重的内核——被男教师霸凌的女生选择了曝光和自我解救，结果男教师依旧可以逍遥法外，女生却要背负骂名。认为自己人生被毁灭的女生选择放弃自己，以实验品的身份复活偶像。经过两者的意识较量，女生获得了一种全新的救赎。全篇基本上是意识的对话，这并不好写，但这似乎是作者必须采用的一种方式——现实生活充满了欺诈，只有深入女主人公的精神世界，才能让她逐步解开心结，重获新生。

孔欣伟的《看不见的云》是一篇充满诗性的小说，讲述了两位女性——顾清云和林岚以“云”为主题的创作人生。她们的创作无意中感染了原本要清除地球的宇宙创造者，于是人类带着生存使命，开启了对真诚、纯粹的艺术的更深层次的探索。19世纪以来，受康德美学的影响，审美的无利害性及崇高性受到推崇，但科幻文学一直被视为通俗文学范畴，似乎难以与纯艺术、纯文学的追求联系起来。《看不见的云》让我们看到了科幻文学的一种新生命力，它蔑视一切可以言说的功业与神明，从纯艺术的角度歌颂一件难以捕捉、难以定义的东西，并认为可以靠这种虔诚拯救世界。

（三）未尽之言

最后在这里再介绍几篇笔者认为包含中国元素的科幻佳作，比如作品中有意强调了中国特色的饮食文化、现代人的职场心理、古典含蓄的爱慕表达方式等。

李频的《走失的托马斯》写了两种“留守”儿童——一种是传统意义上被打工族父母留在乡下的，一种是精神意义上被上班族父母忽视在家中的。小说强调了情感的重要性，但讽刺的是，精妙的机器人凭借“依赖”这种情感错认了主人。

范舟的《清醒梦》的故事是，在未来社会中“虚拟办公”技术得到普及，人们每天入睡后，在虚拟的公司里继续上班。然而，这项技术使人们发现人类大脑的构造并不一样，有一些人可以读取其他人的潜意识。这本是可以与盗梦空间媲美的设定，但作者赋予了这种设定以职场色彩——读心者需要隐藏自己，否则会因触犯他人利益而被关进精神病院。

何文钦的《生命禁区》以中国特有的夜市饮食文化开头——在冷湖小摊上竟出现了廉价又好吃的海鲜排档——并以此为切入点，揭开了一项利用空间转移技术解决各地资源配置不均的私人行动内幕。故事中讨论了很多具有代表性的现实问题：如何在保护地方原生态的基础上促进旅游产业？一个有良知的商人如何处理商业与公益之间的关系？如何用农业科技进行产学结合？最后读者会发现，有些看起来有用的发展手段不过是在“用人性克服人性”。

钟推移的《命定的自由》写了一场不动声色的救赎。主人公杨西成是一个非常像云天明的角色，他的前半生过得贫穷、孤独、乏味，好像随时都会被时代洪流丢弃，最后沉默寡言的他以生命为代价救了林晓，就像云天明给程心送星星那样。

任青的《雪中追忆》的故事主线是通过对不同人的意识访问还原一个人的死亡真相，采用的是一种东野圭吾式的日式悬疑小说风格，读者只有读到最后，看完所有受体的病档记录才能拼凑出事情的前因后果。我们知道，近两年悬疑破案类电视剧在国内又掀起了一股热潮，钟情于此类热播剧的观众想必更能找到《雪中追忆》中的趣味。

综上，2022年度中国短篇科幻小说的作者们各擅其长，本文的梳理难免挂一漏万。科幻小说的绚烂多彩源于其本身的复杂深邃，更源于创作主体对各式题材的精妙把握与个性的艺术表现。无论是对当下现实的映射和未来的想象，还是对灾难的多维构思和本土的风格凝练，他们都进行了丰富又细腻的书写，值得认真研究和反复品味。

作者：李珂，常州大学周有光文学院讲师，中国科幻研究中心“起航学者”，研究方向为科幻文学、比较文学等。

参考文献

[1]梅尔威利·斯图尔特.科学与宗教：二十一世纪的对话[M].徐英瑾，冷欣，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2]柏拉图.蒂迈欧篇[M].谢文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3]韩松.科幻的十三个关键词[J].科普创作，2019(4)：52-60.

①本文将2.5万字以内的科幻小说定义为短篇科幻小说，数字统计来源于中文科幻数据库https://csfdb.scifi-wiki.com。该数据库汇集了实体书刊、在线专业平台和专业征文奖三大类发表平台的科幻小说。

②该词源于笔者的博士论文《辩证人类中心主义视域下的科幻灾难书写》（上海交通大学，2022，预计2024年出版单行本）。在论文中，笔者借助普兰丁格（Alvin Carl Plantinga）“科学世俗主义”的概念提出与此相对的“人类世俗主义”，来说明当代中国科幻作家借助对宗教神学等超自然事物的描写，反向表达了一种世俗主义的立场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