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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中国乃园林之母——读威尔逊的《中国——园林之母》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 吴彤 2018-10-09 18:50

100多年前,英国著名博物学家威尔逊到中国西南考察,最后写成一部游记叙事形式的著作,谈论他在中国西部地区前后4次,历时12年,采集植物标本6.5万余份,将1500余种原产中国西部的园艺植物引种到欧美各地栽培的故事。有人认为这部书是20世纪对国际园艺学和博物学影响深远的著作,是一本雅俗共赏的名著。本书最初的名称为《一个博物学家在华西》,1929年在美国再版时被易名为《中国——园林之母》。

 


图1 威尔逊与他的《中国——园林之母》(中文版)

初次拿到此书,我有一个误解,以为是讲园林的故事。我喜欢园林,尤其喜欢中国的园林,所以一开始应承下要为此书写一个评论,看过内容简介后,感到有些为难。这是一本以采集植物、述说中国西南植物之多之美的故事,而我对植物了解不多,能够完成这个评论吗?不过进一步深入故事,我发现这是一个游记式的叙事,它带我进入了祖国西南最蛮荒的地带,带我进入那里的风土人情之中,这是我所好奇和喜爱的。有喜爱,则有感想,写评论也就有了可写的方面。

我先要称赞一下作者威尔逊,他在本书前言中这样写道:“中国是园林的母亲,千真万确,在我们(即西方)的园林深受其惠的那些国家中,中国位居榜首。从早春的连翘和玉兰破蕾绽放,到夏季的牡丹和蔷薇,秋季的菊花,中国对世界园林的贡献有目共睹”。这是一位经过对中国园林各种植物考察和收集之人的一种客观的看法,以这样的看法和评价来评价1929年积贫积弱的中国,对于西方人来说实属不易。通过阅读本书,我确实看到,一位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不畏艰险,去探索发现中国的不为人知的各种植物,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确实令人钦佩。

这里还要称赞一下译者,本书译者胡启明先生是著名植物学家,也是中国植物园林研究的大家,2016年曾获得“中国植物园终身成就奖”。他的叔祖父就是中国著名植物学家、中国植物分类学奠基人胡先骕先生,这本威尔逊的英文原版书,就是胡先骕先生1954年赠予胡启明的。威尔逊英文著作完成于1929年,中国西南的地名英译名多为老式英语,如涪州被称为FuChou,县为Hsien,江名如铜江(大渡河俗名)为TungRiver,如不熟悉老式英语,也不熟悉当地地理与风土人情,以及植物学当年的英文与拉丁名称,是很难译介这些地名与其他名的。译者是一位资深的植物学家,从1954年接触此书到2012年正式开译,花费两年多时间完成初译,后又订正植物学名、地名等,做了大量考订工作,在书后附录的英文的植物学名索引与地名索引,以及在哈佛大学图书馆搜集到的清政府发给威尔逊的两份护照影印件,都使得本书的科学性和可读性大大增色,读起来让人放心。

另外,还要称赞一下广东出版社,本书的装帧、纸板与图片都非常精美,给阅读本书的读者提供了美的享受。

现在回到本书的内容。

从游记看,威尔逊观察非常细致。从游记的内容章节看,威尔逊的《中国——园林之母》有30章之多。他从中国西部的山岳与水系讲起,论及旅行的方略——旅行的道路与住宿,谈及湖北西部的地貌与地质,宜昌的植物,森林与巉崖,再穿越鄂蜀边界看四川红盆地,关注其地质、矿产和农业资源与植物,他的考察把成都平原称为中国西部的花园;他还涉险进入西藏,考察了巴郎山的植物,大炮山的森林,瓦山的植物,同时也考察了当地的历史、民俗与习惯。从第21章起,他开始总结在中国的考察之旅获得的收获:①中国西部植物的区系,他称之为“全球最丰富之温带植物区系”;②主要材用树种;③野生和栽培的水果;④中药材;⑤园林和造园里中国人喜爱的栽培花卉;⑥农业——主要的粮食作物;⑦重要的野生和栽培的经济树种及其产品,以及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栽培灌木、草本植物及其产品;⑧茶叶与制茶植物——供应西藏市场的制茶业。最后有一章专讲述“白蜡虫”,初看本书,疑惑这一章似乎游离于全书之外,至少似乎游离于作为总结的21章之外,细读后,实际上这一章描述的是一种来自于当地的“虫”与“树”制作白蜡的产业过程,因此并不游离在外,而是当地茶叶产业后的另一种产业。

另外,本书一些插图式的照片,也给出了当时威尔逊游历经过之地的植物和风土人情的特征。如鹅掌楸(48页)与泡桐树照片(78页),为了显示其高大,故意在树下站一人;再如他的中国采集队随行人员合影(30页)与岷江河谷的小贩(34页),则反映了20世纪20—30年代底层中国人的衣着与风貌。

阅读此书,感觉威尔逊的叙述相对比较公正,比如他在第3章旅行方略中就指出两点,第一,当地的船只十分适合在此种艰险水域中航行,它们是很多代劳动人民经验的产物。平衡舵和塔式结构在这些船只上的应用远早于西方国家。第二,以驾船为生的船夫,驾船技术相当熟练(14页)。他批评一些西方来中国的旅游者说,有为数不少的出自轻率旅游者的文章,报道这些船夫的缺点、无能,那是不真实的、不应当的。这些中国船夫细心,绝对有能力驾驭他们的船只,对他们的工作观察越多,你就会对他们更加佩服(14页)。他进一步指出,长江上曾经发生的多次事故,均由于外国人对当地的情况、艰险无知,强迫船老大违反他们自己正确的判断行进而致。我是研究地方性知识的,见到这样的见解,我十分认同。记得在另外一本书上读到这样一家除草公司的广告语:Localknowledgedothingsbetter(直译为“本土知识更好用”),也是一个意思。威尔逊在这里:第一,承认了当地的技术与西方技术相比并不落后,特别是更适合本土;第二,中国人也不差,无论性格、技术还是做事;第三,非要以西方的标准要求一切均以西方为准,那么在当地则可能带来更大更多的问题。

当然,威尔逊在游记中也批评了国民的劣根性表现,如“四川耗子”的绰号反映了本地居民的小气、吝啬、贪婪与狡诈,不过他们却是农艺能手(87页)。

威尔逊的观察非常细致,在第4章“宜昌的植物”里,一开始就列了13种代表性植物,如油桐、枫香、映山红、巴蜀报春、亚麻等,后面又按照游览的旅程和时间介绍了他看到的各种植物,如芫花、马桑、紫藤、白刺花、枇杷、蜡梅、兰香草、白檀、探春花、南天竹等,特别是各种美丽的灌木,多极了,数不胜数。他观察到,宜昌树木的数量不很多,但其种类之丰富却令人吃惊。春季,泡桐和苦楝的巨大圆锥花序引人注目;秋季,乌桕满树红叶非常显眼;冬季,常绿的女贞、毛柞木非常明显。他指出,宜昌闻名于世界园林界,可能是因为它是湖北百合(Liliumhenryi)的故乡,但已经为数不多。90多年后这种情况是不是更糟呢?

21章之前的各章,威尔逊分别描述了成都平原,四川东部、西北部,四川与西藏交界地区等地的地理、风貌、民俗与植物状况,其中也特别讲述了气候、海拔、本土、宗教、寺庙与植物等有趣的人与自然关系。例如,在第19章“瓦山及其植物”中,他描述了瓦山的杜鹃花,他看到数以千万计、长成不同大小的灌木丛,颜色多姿多彩,有洋红、鲜红、肉红、淡红,以及黄色、纯白等,其华丽难以形容。还有寺庙神像用冷杉木制成,而寺庙附近常常种植小片的药用大黄、少量的白菜和马铃薯等。

第21章是一个特别的章节,从这一章起,威尔逊开始总结自己的游历及其植物发现。威尔逊公正地指出,中国植物是全球温带植物区系中最丰富者。许多不同科、属的树木在中国发现的种类超过产于温带其他地区总数的总和。在北美(不包括墨西哥)约有阔叶树165属,而在中国超过260属。1902年版的《英国皇家丘植物园乔木、灌木名录》中载入的300个属的灌木足有一半产于中国。

根据本书的述说,威尔逊在旅居中国的11年里,采集了65000号植物标本,约含5000种植物,寄回超过1500份不同植物的种子,从中国引种1000多种园艺植物和花卉植物到欧美等地栽培。而他也指出,在对中国植物种类极其丰富的缓慢认识过程中,其中外国的旅行者、传教士、商人、领事及海关官员为此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仅就威尔逊本书的记载,就包括:18世纪40—50年代的RobertFortune(在罗桂环的《近代西方识华生物史》中译名为福琼,以下中文译名均来自此书),1879年来华采集的CharlesMaries(马里斯),以及法国两位天主教传教士David(谭卫道)和Delavay(赖神甫),俄国旅行家N.M.Przhevalsky(普热瓦尔斯基),还有英国海关官员AugustineHenry(韩尔礼),他们都到中国中部和西部进行了大量的动植物采集。

这种采集以及运送回他们祖国的活动,实现了三个目标:第一,传播了中国本土具有的生物学种类、分布等信息,并且把其生物学标本和种子传播到世界各地;第二,为中国是花卉王国正名,名副其实地以中国为园林之母;第三,间接或直接地掠夺了本土的植物和动物资源,带有殖民主义或帝国主义博物学色彩,间接或直接地威胁到本土的生物资源安全。当然,这些植物或动物采集者在其程度上并不完全等同,有无自觉意识也有差异。

所以,当我们把威尔逊这本书作为纯粹的植物学或博物学游记来看待时,也是有失认识之偏颇的。威尔逊本人1899年就受雇于英国维彻木公司被派往中国。他先后五次来华。时间分别是:1899—1902年,1903—1905年,1907—1909年,1910—1911年,以及1918年。前两次是为维彻木花卉公司服务,后三次为美国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搜集。由于他成功的搜集工作,他被西方人誉为“打开中国西部花园的人”。

就威尔逊本人而言,也许他并没有像谭卫道等那样有极其自觉的为帝国服务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意识与热情,但为英帝国的丘园和某些商业园林花卉公司服务本身,也已经不自觉地参与到这种帝国主义对全球动植物资源的掠夺过程中了。当然错误不在威尔逊本人,而在资本的本性上。它既普遍化了某地的资源,使它传播到世界各地,又把某地的资源据为己有,为资本所利用。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与科普界掀起了博物学热,众多博物学著作和科普作品问世,一下子提高了国民对于植物动物的认知,也初步实现了孔子所言的“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的目标。威尔逊的《中国——园林之母》进一步让我们知晓了祖国植物分布如此之广,种类如此之丰富,民族自豪感会油然而生,这种教育意义还是有的。不过在阅读吸取知识之时,不要忘记,与世界一起,保护祖国的动植物资源,仍然任重道远。最为重要的是,在博物学研究与鉴赏里,我们需要摈弃那种民族主义的目的,带着纯粹的欣赏自然的、保护自然的心态,建立一种属于自然本身的博物学。

作者简介

吴彤,蒙古族,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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